西方文化,名分无分,

黑白颠倒,是非不分,

虚情假意,人面兽心,

贪生怕死,重利轻义.

唯利是图,薄情寡义.

中国文化,正名审分,

循名责实,实事求是,

名正言顺,义别是非.

知行合一,君子慎独,

真情所致,非名非利,

义薄云天,舍生忘死,

向死而生,善始善终,

能始能终,始终不渝,

正己正人,实至名归.

真情之窟,能知所止,

知止不殆,止于至善,

有情有义,情真义深.

论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与知识体系新构建

2对中国逻辑的思想史考察

不同的哲学传统有不同的逻辑作为论证工具。中国逻辑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的思想生态中发生和成长起来的，是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这个思想生态我们就无从讨论中国逻辑。

中国逻辑这个知识领域是在西方传统逻辑第二次传入中国之后开始出现的。以西方传统逻辑为框架研究中国逻辑的模式始于梁启超，完善于章士钊。梁启超于1904年明确提出，墨子“辩”即论理学，“名”即名词，“辞”即命题，“说”即前提，并构造出墨家逻辑体系。章士钊于1917年开始“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编写《逻辑指要》，勾勒出中国逻辑的体系。

接续近代以来的中国逻辑研究，现当代学者围绕名辩学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虽然总体思路上认为名辩学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并试图寻找“与逻辑、因明相匹配（对应）的中国名辩学”，在研究方法上比近代也有所突破，但在观念上还是接续近代的研究思路、参照西方逻辑来研究名辩学。这样的名辩学实质上是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体现和反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基于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生态的中国本土的“中国的逻辑”，没有揭示出中国逻辑的本来面目。

3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

在以往研究中国逻辑产生的基础问题时，谈及比较多的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诸子对訾的论辩风尚等，论辩的方法似乎构成了中国逻辑的主体内容。不可否认，这些要素对中国逻辑的发生产生了直接影响，但还不能构成中国逻辑生长的思想基础。如同古希腊时期虽然论辩之风盛行，但也不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思想基础，只是催生逻辑产生的外在要素，而且古希腊的论辩术、修辞学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

中国古代思想生态的主题是“天人合一”，这是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的出发点与基本论域，也是挖掘中国逻辑思想基础的基本论域。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名实关系、物类关系和象物关系问题在不同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演变和深化，与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问题也是天人关系问题在各领域的具体反映，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

(1)首先，名实关系是中国逻辑根本性的思想基础。正名是中国逻辑发生的直接动因，围绕正名方法及其相关问题构成了中国逻辑的主体内容。

(2)其次，就物类关系而论，实与物相应，物与类相连。物类关系是名实关系的扩展，也为名实关系提供依据。

(3)再次，就象物关系而论，涉及物的形态，是物类关系的扩展。物类关系已经从个别事物推进到对具有“类”属性的普遍事物及其特性的揭示上，进而使物类关系延展至象物关系。

4类的基本类型

名实关系、物类关系和象物关系作为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都与类的问题密不可分，而且推类是中国逻辑表达推理的基本方式。但在以往对推类的研究中，对如何推类、推至何类，还没有作出深入的探讨。这与没有对天地万物的类的类型及类本性作出探究有直接关系。因此，需要对类的类型作出具体分析。

从天人万物的一般属性来看，道是涵盖一切的类。从天人万物具有的基本属性来看，则有阴阳两类。从天人万物具有的特定的共同属性来看，则有五行之类。

在类的三种类型中，道作为最高层次的类，涵盖了天地万事万物，是万物的终极之类；阴阳作为万事万物的基本属性，自然天成，相对固定，分有两类；而作为万事万物特定共同属性的五行，对已有事物可按其属性、功能，归其本类，对新名、新实，则需要作出分辨，以类同、类异为依据，通过推类、度类的方式，归其本类。这样，正名、察实、分物、归类，形成了完整的正名推类链条。

5中国逻辑知识体系的新构建

中国逻辑是在名实关系、物类关系、象物关系的基础上，以正名为目的、以推类为方法，对名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在中国逻辑的形成阶段，“正名”就是各家诸子逻辑思想的核心。

正名的基本路线是从名到实、到物、到类，从类到物、到实、到名，名实、物类构成一个相互印证的正名循环圈。

中国逻辑的基本方法是推类。推类是从名到类、从类到名的归类、度类，通过对类的认识、分辨，可以识别物，进而认识实，实与名相对应而实现名正，也就是通过正确的分类实现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