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沉浸在孔子的故事中，高强度用脑读书写字，直写得如痴如醉，如疯如魔。
人在顺境中，尤其是在掌控权力之后的顺境中，往往会做出过于乐观甚至是错误的研判，认为自己对事物的发展态势可以完全由主观意志掌控。因此，在鲜花怒马的顺境中保持清醒头脑，难能可贵。
处理了历史遗留敏感问题的孔子，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时间在鲁国官场风光无限：国君宠信，权贵尊重，民心敬仰。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孔子可能成为像管仲、像晏婴、像商鞅一样优秀的官员，杰出的思想家，但他可能无法成为像尧舜禹一样的圣人。
命运是个爱开玩笑的怪物。从父亲第三个小妾所生的尴尬出身，到三岁时孤儿寡母被父亲的正室逐出家门流落街头，连个名分都没有的孔子凭借艰苦的生活和勤奋的学习，终于出人头地，而且，他的仕途太顺了。
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相当于如今的省公安局长兼省委副书记，正厅局级干部。可以说，孔子已经是鲁国的重臣，位高权重，达到人生巅峰。
将鲁昭公的陵墓划归先君祖坟，孔子为鲁国王室挣回巨大颜面。但颜面这事是虚的，权力才是实实在在的。而实际情况是，鲁国的政治实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权臣“三桓”手中，有这些人存在，即便是鲁定公再信任孔子，也绝无可能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孔子要想在鲁国有更大的政治作为，必须取得更大的权力，而讽刺的是，这权力并不是国君能够给予的，决定权在权臣“三桓”手中。
孔子想要获取更大的权力，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与“三桓”同流合污，取得信任，让“三桓”出让部分权力，第二是扳倒“三桓”，还权于国君，而他则自然成为国君之外的实际掌权者。
性格即命运啊！刚正不阿，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性格，最终使孔子做出了人生最错误的重大抉择。
野心勃勃的孔子在酝酿更大政治计划，他要扳倒“三桓”，还权于君。
周王朝进入春秋时期后，天下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暂且搁置齐楚燕韩赵魏秦的七国争霸，小小的鲁国也乱成一锅粥。
前任国君鲁昭公，在与大贵族势力集团斗争中惨败，被季平子赶出鲁国流亡海外，落了客死他乡，连尸首都没有资格进入先君祖坟的悲惨下场。
继任国君鲁定公也是个窝囊废，面对父亲被羞辱却不得不忍气吞声，面对权臣当政却束手无措，根本没有能力驾驭鲁国政权，鲁国朝政依旧掌控在“三桓”手中。而且，此时的贵族集团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变本加厉，在各自的封地上大搞基础建设，筑起坚固高耸的城墙，其规模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了国都曲阜，其中规模最大，也最著名的就是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郕邑（今山东宁阳）和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
按照周朝法制，贵族诸侯封地的城墙不得超过18尺，目的为了遏制贵族势力，防范贵族势力做大后造反。但鲁国“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掌控国家政权，根本不把这条规定放在眼里。
时间停留在这个节点上，公元前498年，孔子酝酿已久的政治计划正式拉开帷幕。
要恢复君权，削弱“三桓”的势力，孔子选择了“堕三都”为突破口。所谓“堕三都”，其实是“隳三都”，就是摧毁，推倒“三桓辖地”都市的城墙。
起初，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季孙斯和叔孙州仇、仲孙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堕三都。鲁国政局之乱，乱酒乱在这里。鲁国的政权掌控在三桓为主的贵族大夫手中，而贵族大夫的权力又掌控在像阳货这样的家臣手中。
打个现实比方可能更便于读者理解，某省的权力不在省委书记和省长手中，而在实权派的厅局级干部手中，而厅局长也只是傀儡，后面还有人，就是具体办事的县处级干部手中。国君想遏制和削弱大贵族势力，大贵族也想趁机遏制和削弱家臣的势力。
可以说，孔子对鲁国政局进行过深入而精准的研究，对各种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有着科学诊判，他并没有被顺境冲昏头脑。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孔子“隳三都”的行为都是合乎政治逻辑的，在维护君权，遏制大贵族，削弱小贵族，利用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达到互相制衡的目的，进而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业绩和政治权力，孔子“隳三都”的计划可谓是第二次一石三鸟的绝妙高招。
那么，事实会沿着孔子想象的方向发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