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赋缘何要登高
陈林
“登高必赋”是儒家文化传统之一。汉韩婴撰《韩诗外传》卷七云：“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诗），小子愿者何?'”儒家文化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文化，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是其基本文化精神，“登高必赋”恰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
两汉时，赋由《诗经》“六义”之一演化为一种兼具诗歌与散文特质的“不歌而诵”的独立文体。“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质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大夫也。”(班固《汉书·艺文志》)“登高能赋”者，心灵敏锐，易受外物感染，材质异于常人，可以同这种人商量国家大事，所以能作大夫。由此，“登高能赋”上升成一种从政能力，而成为文化时尚。晋王沈《魏书》载:“太祖（魏武帝）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军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影响之深。
那么，作（文）赋（诗）缘何要登高呢？
登高可使人敞开胸怀，亲近自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观景动情，移情万物，激发创作欲望，助力写作构思。“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是故，《南史·萧子显传》云：“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陈后主《与詹事江总书》亦云：“每清风朗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登高既能让人近看埋幽径的“吴宫花草”和成古丘的“晋代衣冠”，又能让人远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美丽风景，遐思浮云蔽日的“长安”景象，触发创作冲动。
登高望远，四时美景令人动情，皆可入文入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时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睠於邑而属词，冬雪千里，睹纷霏而兴咏。”(南朝梁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王粲登楼怀故乡,杜甫登高叹晚景，欧阳修登醉翁亭而乐山水，范仲淹登岳阳楼而忧天下——都与登高相关。
登高不仅能开阔视野，让人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的壮阔美景，而且能勾连古今，以视野之开阔促成思路之开阔。“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陈子昂登幽州台感天地之悠悠，时空之浩渺，人生之卑微，而怆然涕下，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年之叹；李白登宣州谢脁楼，追思先贤，壮思飞扬，“欲上青天览明月”，感“人生在世不称意”而作“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出世之想。
登高能唤起“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崇高感，激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上进心和奋斗精神。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的登山感受，杜甫望岳而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美好愿望，皆缘于此。
登高可使人体验和领悟身居高处的人生哲理。登高既能让人感受“高处不胜寒”（苏轼《水调歌头》）的人情冷暖，又能让人领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的人生哲理。
登高能寄托远达情怀，抒发胸中抑郁之气。江山胜迹，才人怀抱，佳人情思，皆可寄托于斯。当愿望不达，情怀难释时，油然而生“登高远望，使人心瘁”（宋玉《高唐赋》）之感，此时正好借诗抒怀。故沈约《临高台》云:“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何逊《拟古》云:“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愁怅。”范仲淹《苏幕遮》亦云:“明月楼高休独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