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篇》，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姑、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必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这段话描述的就是大同世界，可以说是孔子心里的理想社会。其核心是一个“公”，如果人人都大公无私，就能实现大同世界。孔子认为在“三代”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已经达到了大同世界。所以孔子特别推崇尧、舜、禹。
大同世界的理想，是儒家提出的一种人类社会的追求目标。其内容无疑是非常伟大的，不过后世儒家并没有以此作为追求目标，也没有对大同世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推广。儒家讲仁爱，但是又提出爱有差等，要求人们对不同的人给予的爱要有差别。直白来讲，就是血缘关系近的，给予的爱就多，血缘关系远的，给予的爱就少，在圈子内的，给予的爱就多，圈子外的，给予的爱就少。所以身为儒家开山祖师的孔子对于大同世界的论述，显得犹为珍贵。从积极的意义来讲，先把父母兄弟关系搞好了，才有基础去爱其他的人。但是后世儒家对于这种差等的要求，上升到了很高的高度。
墨子讲“兼爱”，兼有一起，互相的意思，对所有人都平等的去爱，这是一种超越爱有差等的情怀，与大同世界的理想是一致的。但是孟子强烈批评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在孟子看来，兼爱是罪大恶极的，可以扣上“无君无父”的大帽子。当然，孟子也说过要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开去爱别人，但是爱有差等是必须要坚持的。这种差等其实就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根基，本质上来讲，儒家是要维护一种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等级社会。所谓上下有别，最上面自然就是君主，所以极力维护这种等级，自然讨得统治者的欢心。
强调这种差等，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圈子。我想这就是中国形成大大小小各种宗族力量的来源。以前不同村不同姓的人，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爱有差等带来的弊端。直到今日，这种宗族和圈子文化在社会关系中仍然是占主流的。
但是圈子文化具有不稳定性，面对利益，圈子可大可小，今天和邻村争水，七大姑八大姨，是同个圈子，要团结一致。明天村子内部争田地，七大姑八大姨可能就变成斗争对象了。这也解释了一种现象，自己人斗得你死我活，但有“外人”来搞事的时候，又可以“一致对外”，等“外人”走了，又可以斗得你死我活。
所以国人不团结，从历史来看，外族入侵的时候，举全国之力，团结一致，断不至于国破家亡。然而，如果各个击破，则可改朝换代。秦灭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所以说中国文化在源头上，就带有这种缺陷。
墨家和道家的平等、兼爱思想，一直没有流行开来，中国极度缺乏兼爱的教育。从物种的角度来讲，同类惺惺相惜，兼爱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但是中国历史上，往往自己人对自己人最狠，多少次白骨成山，流血漂橹。这与缺乏兼爱，强调爱有差等的教育有极大的关系。
大同世界，这样一个崇高而具体的目标，在后来就泛泛的给“平天下”这三个字给代表了。大学八法，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后来大家也只提后四法了。所以在中国，两千年来都没有实现大同世界。
这种等级思想教化实行了两千多年，所以在中国提倡平等、兼爱，非常的艰难。如果没有一种为公的思想，那么人就会越来越自私自利。这种自私自利绝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样子，自私自利的社会，也绝不是人类喜欢的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么也算是部分实现了大同世界，但中国还没有。不仅没有，反而兴起了丛林法则，恃强凌弱，弱肉强食，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犹为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