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四合院里度过的，父母平日上班辛苦，那几年里，外公外婆是唯一陪伴我的亲人。外公是个文化人，退休前是国企的工程师，相貌堂堂，能言善文。外婆是个文盲，不爱讲话，个子不到一米五，驼背，丑陋。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外公不爱外婆，嫌弃了她一辈子，家里其他亲戚也就欺负了她一辈子。
记忆中，外公整日抱着我在院子里喝茶、讲故事、猜谜语、读书写字。那是美好的四年，春日里有漫天柳絮，夏日里有啾啾蝉鸣，秋日里有墙角金菊，冬日里有玉兰如雪。我的记忆里只有外公的笑，外公的好。外婆呢，只记得那每日厨房中切菜的查查声和洗碗的刷刷声。
四年后，外公去世，外婆终于被一生的委屈和辛劳压垮，她疯了。
母亲把外婆关进了厨房边的小房间。每天，路过四合院的人都能听到外婆歇斯底里的叫骂，听不清她骂谁，可谁都觉得她骂的是自己。
春节前的一天，母亲外出上班，留我一个人看家。害怕去厨房，害怕那小房间里的目光，我干脆跑到舅婆家里蹭午饭。吃着吃着，一个邻居冲进来，叫我们快去看看，疯子外婆跑出来了。
跟着一帮人追赶着，我看见了她，我的外婆。她是赤身裸体的，衣服不知道被丢到了哪里，苍老而畸形的身体散发出腐朽的气息，松弛的肌肉层叠着搭在胸脯、肚子上、背上。她站在水田里，满脚的泥。我突然想，她这样不冷吗？
外婆看见我，哇哇叫着冲了过来，生产队里的小伙子们马上摆开阵势。外婆抓住我的手，其他人也抓住了她。我只记得胳膊一阵生疼，外婆灰白如枯草一般的头发被别人楸住，她冲我笑，我却怕得想哭。
母亲赶回家来的时候，外婆已经被成功制服，她没闹了，安静地像只兔子，任凭母亲给她擦身体、穿衣服。
夜里，母亲突然把我叫醒，说是外婆想见我。父亲本能地想要阻止，他们嘀咕了些什么，父亲也就不争了，陪着一旁，保护着。
外婆在房间里等着，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她圈着腿坐在床上，把我放在圈里，拿出一把木梳子，轻轻梳理着我的头发，完了还扎个麻花辫子。
母亲站在旁边，一直流泪。
扎完头发，父亲将我抱走，母亲留下来陪着外婆。走的时候回头望，外婆笑眯眯地看着我，满眼慈祥。
第二天早上，外婆去世了。
几日后，生产队请了两个木匠帮着修理机具，哪家都说腾不出住房，父亲打着讨好生产队领导的小算盘，将厨房边的小屋租给两个木匠，母亲对此忧心忡忡。
一天，木匠领着生产队长来谈话了，说是半夜里厨房老有动静，有人在切菜烧火，还有锅里咕噜噜烧开水的声音，间或能听到几声咳嗽。母亲和父亲不知所措，生产队长建议他们敬一敬神。
恰逢外婆“三七”，母亲在家里摆开了阵势，院子的几个角都挂上纸条，她同父亲在院子里烧纸钱，给我安了个凳子放在堂屋门边，叮嘱不许四处走动。那天的景象至今深深印在脑海深处：四合院的屋顶勾勒出一片四方形的天空，伴着昏黄的底色，灰黑的纸灰从火盆中升起，一片片散开、漂浮、旋转——沉入天际。
之后，我们搬出了那个院子，暂居在学校旁的一个小区。
十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母亲说应该去还个愿，向祖先们报喜，通报小孙女出息了。于是全家又回到了破败的四合院。整个白天就是各种的摆酒摆肉，烧纸钱，放鞭炮。晚上母亲简单收拾了一下，住在以前的卧室，我跟母亲一个房间，父亲一个房间。
夜里我总是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母亲在旁边，没有声响，睡得沉静。
半夜，厨房里传出了声响。有人在切菜做饭，查查的切割声、刷刷的洗碗声，夹杂着断断续续、苍老的咳嗽。
我想，那许是外婆吧，这么多年了，她依旧每天重复着习惯的动作，期盼着我们的归来。
回忆里，外婆佝偻着腰，趴在灶台上切菜。因为身材矮小，每一次切下的动作都伴随着脚跟的踮起与落下。干枯的灰白的头发被橡皮圈使劲扎拢，却拦不住额前碎发胡乱地遮眉蔽眼。外婆反应很慢，放下刀要想一想才记得下一步该干什么。她每天就在这个昏暗的厨房里烧水、做饭、洗碗，整个人都是灰色调的，一如她的人生。灶台上方有一扇小窗，照映出的光景明亮而美好，那里面是她的丈夫，高大俊秀，还有个小孙女，可爱聪慧。祖孙俩读文论字，打闹逗趣，满满的天伦之乐。厨房是外婆的人生，也是她的囚牢，小窗里的景象是囚房墙上的一幅画，是她唯一的快乐与安慰。
外婆的快乐里有我，我的快乐里却没有她。在那共同生活过的四年里，我们没有亲吻，甚至没有拥抱。外婆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家人，我们却欠了她一生。
清晨，母亲醒来，发现我还在梦里哭泣，泪如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