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一刻突然意识到我好像长大了，父母老了？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的最后一章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我把小学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落了，我在不再是小孩子。”
想起这段话是因为看到《奇葩说》马薇薇的发言，她说自己和邱晨、周玄毅在北京租房子，她父母来北京看她。薇薇父亲不敢住自己女儿家，是因为女儿从小就不习惯和别人住在一起，担心自己住女儿家，室友的父母来也会住在女儿家，女儿会被烦死。马薇薇像放了催泪弹一样，讲完这段现场很多人哭了，她说，我相信我爸说去住酒店是真心的，可是这种真心我就这么受了吗。
看到这里我也泪如雨下，2002年，我生了场大病，每周都去医院打点滴。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地方，连医院冬天都是没有暖气的。那时我十几岁，手背上的针眼青了又肿，肿了又青，原本活泼的像鸟的我在那时娇气的像玻璃人。印象深刻的是，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空的玻璃药水瓶子，灌满热水，放在我扎着针的手下。他则时不时的给我调药水下的速度，或是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打完针出门过马路左手边的蛋糕店里给我一块钱四个的小蛋糕，再带我去书店买本书。然后我们一同骑着自行车，在那个清冷的冬日，车轮转呀转呀走过一条条长街。
和爸妈一起去医院看过一次病，我们那个地方是用不了医保卡的，是需要办储值卡，然后拿着储值卡挂号、看病、开药。除了火车站、飞机场我想不出还有比医院人多的地方，爸爸在办卡的窗口排了很久队终于把卡办了下了，然后又去挂号窗口去排号，当排到他的时候，不小心把卡掉进了挂号窗口里面，挂号处的人要求他挂失重新办储值卡重新排号。其实挂号处的人只需要弯腰把卡捡起来就好，根本不必重新排号。爸爸拜托她帮忙拣一下，人那么多又排了很久，她以卡掉在桌子下面不好拣为由拒绝了。
我站在外面看着一个个窗口越积越多的人。越想越气，于是挤到窗口前，质问她为什么不给拣卡，当然我做事鲁莽又冲动，尤其是被情绪左右的时候。甚至还拍了挂号处的台面，保安在我大声开口的那一刻就站在我旁边，一副准备随时把我弄出去的样子。好在她们领导看见了，帮忙把卡捡了起来。让人觉得心酸的是我和父母不在一起时，谁来心疼他们。
长大后我和父母生活在两个城市，火车需要7小时43分，开车需要8个半小时，地图上是680公里。我和哥哥都很少回去，妈妈腹积水在省会城市住了1个月的医院，爸爸前年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我们都是在事情发生很久后才知道的。即使是每隔两天打一次电话，从爸爸那种没事挂吧的通话中什么也问不到。那是最朴素又隐忍的生活，他只会嘱咐你好好工作，不要乱花钱，按时吃饭，自己遭遇的从来不说。
有时候总是在想，我长大了，父母是不是就会不那么辛苦。但是我长大了，父母依然操劳。我结婚第一年，父母从老家来和我们兄妹一起来过年。打开行李箱，一大包调料、两桶5斤装的香油、还有十多包粉皮、还有酱牛肉、还有羊肚等等。满满一大箱，一边说这是给我哥的这是给我们的。我妈说那个行李箱在出家门没多久轮子就被压坏了，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其实这些东西在哪都能买到，但是又不忍心去说什么。我爸那时刚好60岁，拖着轮子坏掉的行李箱，从老家奔行而来，我知道火车站有些地方是没有电梯的，搬着重重的的行李箱在一个站台又一个站台穿行的他想的也只是儿女们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在父母眼里也许我们永远长不大，不管我是几岁、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以后的四五十岁在他们眼里我都是他们的孩子，他们都是想做我的后盾。而作为子女我想在这个时代慢慢抛弃他们的时候，我的羽翼足够强大，能够保护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