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现：德里达及其“延异”思想
德里达（Derrida，1930—2004）当代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
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论文字学》《言语和现象》《文字与差异》《论散播》《署名活动的语境》《类型的法则》等。
德里达以其“去中心”观念，反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认为本文（作品）是分延的，永远在撒播。
德里达的批判矛头直指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1930年，德里达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犹太血统。
青年时代的德里达求学于有“思想家的摇篮”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其后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在20世纪中后期掀起巨大波澜，不仅使他成为欧美知识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也成为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其核心概念“解构”所向披靡，广泛渗透到艺术、社会科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甚至建筑等领域。
其著作超过40本，目前不少已经译成中文。
德里达的理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介绍到我国，从文学批评领域逐渐拓展开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2001年9月德里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香港进行了系列的访问和学术交流，这无疑将其在中国的影响推至高潮。
2004年10月8日夜间，当代思想巨擘、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因胰腺癌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4岁。
“延异”的概念在解构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其提出者，就是当代解构主义的奠基人德里达。
在解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德里达自创的术语“延异”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延异”，即延缓的踪迹，它与代表着稳定的语言——思想对应关系的逻格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
“延异”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典型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碎片化的理论倾向。
延异（Diffêrance）,顾名思义，“延”，指延缓，“异”指差异，“延异”即由“差异”（difference）与“延缓”（deferment）两个词合成。
“延异”与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s）正好相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假设一种固定意义的存在，主张思维与语言的合一性。
而延异则表示最终意义不断被延缓的状态。
德里达认为，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由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
因此，意义永远是相互关联的，却不是可以自我完成的。
德里达解释了这种“延异”（动词différer）在词源学上的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延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诉诸于那种迂回延时的中介，这中介能够延缓欲望之达成”；另一是“（与）不同一、（作为）别样、可（与）区分”。
这当然就是德里达想要表达的在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关于本原的探究中所发现的那个东西的特征。
显然，现有法语中相应的名词形式“différence（差异）”已经不能完全地覆盖上述特征。德里达因而“生造”出“différance（延异）”一词以指称他的哲学发现。
“延异”因而是深刻的和耐人寻味的，著名的“波粒二象性”应该被看作“延异”的一个例证。
“延异”在我们的认知中，我们的文本中和我们的一切建制中潜行。
德里达首先选择了文本作为他展示“延异”的场所。
即使过去的文本带有“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天真，但作为意识存在的形式，其中必然潜藏着某种需要“补余（complément）”的契机，存在着因为不可遏止的异化而造成的“形迹（trace）”。
正是这些“延异”的表现，它们成为文本意义的真正源泉。
自从康德以来，西方哲学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即超验哲学的线索。
作为超验哲学的二十世纪形态的胡塞尔哲学，其自身也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
晚年的胡塞尔以其未完成的巨著《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开辟了他的现象学的新阶段。
正是在那个时代，德里达第一部公开出版了的著作《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进一步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以几何学为范例的科学知识的发生问题上，集中在了如何能够具有一种超验的发生现象学的问题上。
正是这部著作，孕育了他的哲学思想的真正的核心概念：“延异”（la
différance）。
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表现出一种对于确定性的不懈追求的精神。
然而德里达却沿着这种哲学努力发现了对于任何超验哲学，也就是任何哲学反思来说无法确定的东西。
这是一种哲学的“apeiron（无限定）”。
哲学所追求的绝对对于哲学自身来说，总是才相即便相离的。
哲学在当下反思世界的本原，但这个本原却“只有在不懈地自我延异中才能成为当下”。（《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
德里达认为：广义的文本包含了哲学和理解的一切对象，则“延异”存在于任何文本之中，甚至因为“延异”的本原地位，它正是一切文本从而一切存在之源，这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延异不仅不能还原为任何本体论和神学――神学本体论――的拥有物，而且甚至为神学本体论――哲学――提供了在其中产生它的体系和历史的空间，
它包含了、纳入了并且永远地超越了后者。”（《哲学的边缘》）
因此，存在，一切关于存在和在者的思想，都源出于这个“延异”。
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能指功能仅仅在于差异的经典教条，给德里达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直接的突显“延异”的书写学本体论形象的借口。
而从“différence”到“différance”的“e”到“a”的替换则更加具有了一种本体论革命的象征性，因为在法语的读音规则中，这里的“e”与“a”是发同样的音的：过去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被颠覆了。
胡塞尔晚年之所以要提出那样一种超验的发生现象学，是因为不懈地对于真理的探求，使他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康德主义还是黑格尔主义，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的经验主义，都无法为认识的可能性奠基。
唯有将认识的客观意义或真理性概念自身纳入哲学思辨的视野，考察它的起源，才能为其找到牢固的基础。
对此，德里达显然是认同于胡塞尔的。
然而困难在于如何才能在实行这样一种现象学思考的时候，一方面使自己不至陷于心理主义或历史主义的窠臼，另一方面又能够将意义、客观性或真理性与历史、起源或发生统一起来。
德里达在反复和细致地研究了胡塞尔整个哲学生涯的大量著作之后，得到的结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即使是在他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特别是在作为附录收入此书的《几何学的起源》中――并不能完成这样一个困难的任务。
因为胡塞尔最终要揭示的应当是一种永恒的“在场”，它是像康德的“理念”那样的一种东西。
然而，以直观自明性为其现象学基础的胡塞尔，“他从未在现象学的内部直接定义出它[理念]的自明性类型”。（《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
这样，德里达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胡塞尔现象学的反叛者，并且由于胡塞尔现象学代表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思辨的主流线索（超验哲学）的当代成就，所以德里达对于胡塞尔的反叛很容易地就演变为对于整个的所谓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反叛。
德里达细致耐心地通过对于柏拉图、卢梭、黑格尔……的解读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上帝/人类、意识/潜意识、语音/书写……，在每一种表明的文本立场中，德里达都能巧妙地看到它的对立的存在。
这种榜样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特别地在英语文学理论界激起了巨大的解构（déconstruction）热潮。
德里达如同一位哲学的病理学家，通过他精心的思想解剖和化验，庞大的哲学系统中的病症和致病的原因便暴露出来了。
他以与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方式履行了哲学诊疗的职责。
只是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可能哲学仅仅是诊疗，而对于德里达则不然。
德里达事实上从未放弃对于某种本质的东西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他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中的哲学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分析哲学家塞尔早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看到在德里达对于西方，特别是欧洲大陆形而上学的批判背后，存在的是一种和欧洲传统哲学一脉相承的对于“基础”的深深的眷恋。
塞尔指出：“经典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它相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存在，而在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信这样一个基础是必须的，相信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基础，我们就会失去某种东西，就会有某种危险，一切就会成问题了。
而这种信念恰恰是德里达与他要解构的传统所共有的。”（《颠倒了的言语》）
德里达在胡塞尔现象学失败的地方看到那个“基础”，只不过这是一种任何在场的形而上学都未曾设想过的基础，一种不是“基础”的基础：“延异”。
德里达用“延异”的概念形象阐述了语言的模糊性、未定性，彻底瓦解了文本的明晰性，从而为其解构主义哲学打下理论基础，也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经典学说。他的许多著作都论及此问题，其中最集中的讨论可见于《多重立场》（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