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公元1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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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二月十二日，京师及四十二个郡国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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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沛国、勃海郡大风、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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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京师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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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六日，平原哀王刘得薨逝，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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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鲜卑入寇马城县要塞，杀死了地位较高的县级官吏。度辽将军邓遵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部队追击，大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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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四日，陈怀王刘竦薨逝，无子，封国，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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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二月一日，日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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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郡国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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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太后征召汉和帝的弟弟、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所生的五岁以上子女四十余人，以及邓氏家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为他们开设馆邸，教学经书，太后亲自监督考试。下诏给堂兄、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说：“末世贵戚食禄之家，衣着华丽，食物精美，乘坐豪车，驾着良马，而对着书本，就跟对着一面墙一样，是非善恶，啥都不认识，这就是祸败的根源！”（引用《尚书》：“弗学墙面。”不学习，就像面墙而立，什么也看不见。）
10、
豫章郡发现灵芝草，太守刘祗（zhi）想要进献上去，问郡人唐檀意见。唐檀说：“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这是祥瑞吗？”刘祗于是停止。
11、
益州刺史张乔派遣从事杨竦将兵抵达楪榆（ye yu），攻打封离等，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俘虏一千五百人，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酋长，到杨竦出乞降。杨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个部落都来降附。杨竦于是上奏弹劾地方官员奸猾，欺凌压迫蛮夷者九十人，全部处以仅次于死刑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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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西域诸国与汉朝断绝，北匈奴再次以兵威役使他们，让他们臣属于匈奴，共同侵犯汉朝边境。敦煌太守曹宗深为忧虑，于是上书，派属下代理长史索班率领千余人屯驻伊吾，招抚西域，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再次前来，投降汉朝。
13、
当初，疏勒王安国死，无子，国人立他的舅舅的儿子遗腹为王。遗腹的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派兵护送臣磐回国，立为疏勒王。（臣磐之前有罪，被安国撵走，流亡月氏，月氏王很喜爱他。遗腹即位后，月氏派兵送臣磐回国夺位。疏勒人也一向敬爱臣磐，为畏惮月氏，于是一起夺了遗腹王印，迎立臣磐为王。）之后，莎车背叛于阗，臣属于疏勒，疏勒于是强大，与于阗为敌国。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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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三月十一日，济北惠王刘寿薨逝。
2、
北匈奴率车师后王军就，一起攻击杀死了镇守车师后部的戊己校尉下属司马，以及敦煌长史索班等，于是击走车师前王，占领北道。鄯善危急，求救于曹宗。曹宗上奏请求出兵五千击匈奴，以雪索班之耻，并收复西域。公卿们会议，大多认为应该紧闭玉门关，断绝西域。太后听说军司马班勇，有其父班超的风范，召班勇上朝，问他意见。班勇说：
“当初汉武帝因为忧虑匈奴强盛，所以开通西域，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就相当去夺取了匈奴的宝藏，截断了匈奴的右臂。到了光武帝时期，来不及处理外事，所以匈奴转而强大，驱使西域诸国，到永平年间，再次攻击敦煌，以至于河西诸郡，白天都要关闭城门。汉明帝深谋远虑，遣虎将（指其父班超）出征西域，所以匈奴远遁，边境得以安定，到了永元年间，全部归属中国。如今，赶上羌族叛乱，西域再次断绝，于是北匈奴谴责西域诸国，要他们补缴当初归附汉朝而没有上缴给匈奴的租税，并且将牛马折算成现金，还加高估价，限期缴纳。鄯善、车师等国都心怀怨愤，希望归附汉朝，但是，却找不到门路。之前西域诸国不是有叛变的，都是因为汉朝官吏牧养失宜，不仅不能保护他们，反而祸害他们。如今曹宗一心想着失败的羞辱，要找匈奴报仇雪耻，但是，却没有研究过去为什么出兵，在什么形势下出兵，对照一下，今天的形势下又该怎么办。
“要建功于边远地区，万一不能成功，则兵祸连接，悔之不及。如今国家财政困难，出兵之后，如果一战而不能定，也无法持续派出援军，这是示弱于远夷，又自曝其短于天下，我认为，不可取！
“之前，敦煌有屯兵三百人，如今应该恢复敦煌军营。并重新设置西域副校尉，驻守敦煌，和永元年间一样。又，应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屯驻楼兰，向西控制焉耆、龟兹交通要道；向南为鄯善、于阗强心壮胆，向北抵御匈奴，向东和敦煌驻军策应，这是上策。”
尚书再问班勇：“你把这样安排的利害关系再仔细讲讲！”
班勇说：“当初永平末年，刚开始恢复西域交通，首先是派中郎将（郑众）驻守敦煌，然后在车师设置副校尉（耿恭、关宠），一方面是调解胡人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汉人侵扰他们，所以外夷归心，匈奴畏威。如今鄯善王尤还，还是汉朝外孙，如果匈奴得志，尤还必死。这些蛮夷，虽然就像鸟兽一样，但也知道避免祸害。如果我们出兵屯驻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我认为，这就是利害所在。”
长乐卫尉镡（xin）显、廷尉綦毋参（綦毋，音qi wu，姓）、司隶校尉崔据，诘难说：“朝廷之前之所以放弃西域，是因为他们无益于中国，而维护的费用庞大。如今车师已经归附匈奴，而鄯善并不足以信任，一旦有反覆，班将军能保证北虏不为边害吗？”
班勇说：“如今中国设置州牧，是为了禁绝郡县的奸猾盗贼。（但是，有了州牧，就能保证没有盗贼吗？）如果州牧都能保证盗贼不起，那我也愿意以腰斩之罪来保证匈奴不为边害。如今只要我们能通西域，则北匈奴的势力必然转弱，他势力弱了，为害就小了。比起把西域都丢给他，让他得到西域的资源和赋税，把他已经被我们截断的右臂再给他接上，哪个选择更好呢？我们设置校尉，就能威慑西域，设置长史，就能招怀诸国，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那西域诸国就对中国绝望了，绝望之后，只能屈就于匈奴。那我们边疆诸郡将深受其害，河西城池的城门又要白天紧闭了。如今我们不推广朝廷的恩德，却舍不得屯戍部队的小小费用，如此，北匈奴气焰越来越嚣张，岂是安定边疆的长久之策吗？”
太尉属官毛轸诘难说：“如果我们设置校尉，则西域各国络绎不绝的派遣使节来，求索无度，给他吧，费用无度，不给他吧，又失了他的欢心。一旦他们被匈奴逼迫，又向我们求救，那麻烦就更大了。”
班勇回答说：“如果我们把西域全交给匈奴，西域诸国能因此对我们感恩戴德，不为边患，那咱们给他也行。如果不是那么回事，则西域租税之丰饶，兵马之众，这些资源全都为匈奴所支配，用以攻打中国，那就是我们为匈奴增加财富，壮大国力了。设置校尉，是宣布威德，以维系西域诸国内向中国之心，阻吓匈奴觊觎之情，并没有废财耗国的问题。况且西域来使，又对我们有多大求索无度呢？他来人，我们不过是供给饮食而已。如果我们拒绝，他们势必归附匈奴，一起连兵入寇并州、凉州，那中国的耗费可不止十亿了。所以，设置西域副校尉屯驻敦煌，派遣西域长史屯驻楼兰，就是上策！”
于是朝廷听从班勇建议，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设置西域副校尉驻守敦煌。虽然重新羁縻西域，但未能出屯楼兰，其后匈奴果然数次与车师连兵入寇，河西地区大受其害。
华杉曰：
班勇的策略是否上策，我们不敢评判，但是，从这个会议记录中看到的各个人的嘴脸，却历历在目，是我们在各种会议中经常见到的。
太后问班勇有什么意见，班勇陈述了他的策略。尚书要他详细陈述利害关系，这尚书的提问，是有益的，属于给朝廷帮忙的。尉镡显、綦毋参、崔据的诘难，就属于只添乱，不帮忙，我把这种人，称为“会议流氓”，他们不是来贡献思想的，是来耍流氓的。
为什么说他们是会议流氓呢？首先，他们质问班勇：“你能保证北虏不为边害吗？”这就是流氓！满朝都解决不了，想不出办法的事，班勇想了一个办法，你质问他的办法能不能保证成功，这不是流氓吗？你说一个策略试试？班勇的回答很恰当，他说如果地方官都能保证地方上不出盗贼，我就保证匈奴不会出兵攻打中国。
第二个流氓，是他们提出的放弃西域的理由，是西域对中国无用，而维系的费用庞大。现在朝廷讨论的不是他对中国有没有用，而是他对中国有害，通西域不是为了趋利，而是为了避害，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议程。而所谓维系费用，并不是不干这事就可以省下来，而是不干这事，就要花数百数千倍的费用去应付战争。
所以，他们的意见，毫无价值，只有添乱，没有帮忙，还义正言辞的“诘难”，谁提案，就跟成了犯人似的，供他们审判。
会议的关键在于“议程”，到底我们在讨论什么事，而很多人的发言，都是在重新设置议程，而会议主持者，决策者，往往看不清这一点，于是会议不仅冗长无效率，而且得不出结论，或得出错误结论。
毛轸又是一个会议流氓，他又设了一个议程，说万一西域都归附我们了，他们的使者就会经常来，经常来，就找我们要东西，我们给不给？这都什么事儿！这不就是在担心“如果娶了媳妇，性生活太多伤身体”吗？这是咱们讨论的问题吗？
提不出方案的人，总是靠诘难别人的方案来“实现自我价值”。
千百年来，各种会议，坐满高官高管，你以为他们都有智商，其实他们开会就是这么开的。读者可以想一想，在你们单位的各种会议里，有没有这样的会议流氓。还有，你自己有没有做过会议流氓？
最后的决策很有意思，说是按班勇的意见办，实际上根本没有按他的意见办，班勇的策略是西域副校尉率三百人屯驻敦煌，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屯驻楼兰。实际只恢复了敦煌的三百人，没有安排楼兰的五百人。朝廷还是捉襟见肘，舍不得花钱。于是今天省下五百万，明天就要花五十亿补锅。
这种把方案“打折执行”的决策，属于“伪决策”，决策者没什么头脑，也没什么主见，就在不同意见中摇摆。听上去嘛，她觉得班勇比其他人靠谱，但反对的声音呢，她也辨别不了其本质。于是听班勇的，但打五折。反对的人也发挥了“作用”，实现了“自我价值”，有了“面子”，班勇也没法再争，事情就稀里糊涂“推进”了。
我们今天的好多会议，也是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