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5.12，十年前的一场地震，让这个日子变得特殊，震后的每一年也会有相关报道，当时的那些人那些事都会再被翻出来说道一番。
比如昨天下班的时候就瞥到一期杂志的封面——对话林浩、范美忠，“英雄”与“懦夫”的汶川震后十年。
一个是救了两个同学的小英雄，一个是弃学生而逃的范跑跑，在这个时间节点，两人在十年后再次被媒体放上了封面，具体采访内容，我已经没有兴趣去了解，当下我想起的是前不久看到的另一则报道。
主人公也是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在新闻报道中，他的身份是一位丈夫，更准确来说是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鳏夫，被媒体称为“背妻男”，一张将亡妻遗体绑在自己身后骑摩托车的照片，让他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并被评为“中国最有情义的丈夫”。
我对他的印象到此为止，而后续的故事是在这篇报道中才知道，让他陷入舆论漩涡中的包括妻子去世半年闪婚，被指背妻子是被逼、不赡养父亲等一系列事件，迅速将这位“情义男”的形象颠覆。因为一张照片，让他被大众关注，也让他经历了从云端到深渊，现在他说：“我宁愿没有当年那张照片，现在只想让自己平静地生活。
十年前的今天，我大一，身处一个离汶川县只有200多公里的城市，可想而知，当时的震感有多么强烈，在学校睡了两晚上的操场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成都，打开电视，每个频道都是关于地震的报道，最新的搜救情况，最新的伤亡统计数字，还有就是“可乐男孩”、“敬礼娃”等等，那些天几乎是到了打开电视就全家一起流泪的地步。
我们跟随新闻报道中的人物一起感动，一起流泪。抱着一腔热血，我在那年下半年回到学校以后，主动申请了中科院的心理调查活动，跟随着专家、老师，我们来到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城，拿着专家给我们培训的量表，挨家挨户的敲开临时板房的门，在征得同意后，对幸存者们进行访谈。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带着使命感敲开每一户的门，并且真诚的希望自己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慰藉，我按照量表上的问题挨个挨个询问他们，大多数老乡还是很质朴的，都一一作答，我也充满了干劲，哪怕在12月的寒冬，每天三顿都吃盒饭，多数时间还没吃完就冷掉了，最不能习惯的还是洗澡问题，住的板房是没有办法洗澡的，于是老师商量好，一周带我们回一次学校，但那时候学校也放假了，于是我们只能烧水洗澡。
但这些困难都不足为道，因为每一天，我接触到的人告诉我的都是，家里死了几口人，自己是怎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现在闭上眼睛就是天崩地裂的眩晕，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直到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学，一个男生被挥着扫把的大叔赶出板房，大叔嘴里还念叨着：“你们这些人就没安好心，哪个不是来扫荡一次就走的，我不需要你的关心。”事后，男生表示很委屈，老师劝慰了一晚上，才安抚好他的情绪。
那一夜，我却没有睡好。我开始思考，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做的事真的能帮到他们吗？想了很久，我也没有答案，但心里隐隐的起了变化。
第二天再次敲开门的时候，我依旧是礼貌问候，征得同意，但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我眼睛更多的时候是注视着当事人本身，而不是像之前一样，一边看人一边低头记录，很慌乱的样子。我也不再给自己定每天要完成的任务量，从调查者逐渐转变成一个倾听者，如果当事人愿意和我分享，我就会安静的坐着听他讲完，如果他不愿意多说，我也不会主动去询问灾难发生那一刻他的所感所想，更多的把话题引导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也正是因为这个小小的转变，我收获了之前盯着量表不可能得到的信任。有大姐主动邀我并排坐着聊她失去的女儿以前是多么乖巧，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讲述自己是如何逃生的，也有七尺高的大男人在回忆起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时泪流满面。
当时的我，并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的背后蕴含的是什么，只是每一天的量表完成量最低，还是让我找了很多理由去搪塞专家的疑问。很快，一个半月的调查结束了，我们坐着车离开了北川县城，走之前，我专门去看了上面说的那个大姐和老人家，和他们告别，大姐还塞了几颗糖在我包里，让我在车上吃。
在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些事，我才意识到那一晚上没有想明白的答案。当年那些幸存者，作为个体他们需要的不是媒体大肆报道，也不是所谓专家一次又一次的调查询问，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坐在他面前，倾听就够了。
所以，如果时光倒流，我能重回那一间间的板房，我也只会带着一颗心和两只耳朵，而不是铅笔和量表。
愿你们安好，我们也要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