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最为人称道的品格无过于坚韧执着、信念如山了。无论风起云涌、地撼山摇，他们都慨然对之，让自己隐微的生命提示着追求的崇高，提示着真理的崇高，在人类精神的田园上培植着一片又一片新绿，一种殉道者的气质贯穿了他们生命的始终，他们是敢为信仰献身的一群人。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正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师范部，校内有当年的许多旧物及新建的先贤塑像、纪念碑、亭。每次来到昆明，我都会先去老校区参观，不仅缅怀先贤，也为了更深切地感受国难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气节和矢志不渝的追求。

    “西南联大”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联合组成的。在国难当头之时，“西南联大”的教师同心同德，克服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分设了理、工、文、法、商、师范等学院，先后培养毕业了八千多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抗战者八百余人，极大地支持和鼓励了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为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西南联大”的师生是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捍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的。李公朴、闻一多、周培源、陈寅恪、刘文典、郑天挺、朱自清、吴宓、冯友兰、孙毓棠、雷海宗、陈经序、吴晗、王力、罗根泽、浦江清、唐兰、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潘光旦、华罗庚、陈岱孙、金岳霖、吴大猷、钱伟长等一大批学者都曾是“西南联大”的教师；李政道、杨振宁、钱伟长、黄昆、朱光亚、汪曾祺、朱德熙、郑敏、唐祈、袁可嘉、许渊冲、穆旦（查良铮）、杜运燮、吴大年等一批科学家、学者、文学家、诗人都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西南联大”常委会由梅贻琦（1989—1962）、蒋梦麟（1986—1964）、张伯苓（1876—1951）组成，“一二·一”校区内塑有他们的半身雕像，目光深沉，依旧遥望着远方。

一

  在“一二·一”校区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名录”刻石上，我惊喜地看到了后来担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著名的植物学家李继桐先生（1897.8.24—1961.12.12）的名字，看到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张清常（1915.7—1998.1.11）先生的名字。李继侗先生是江苏兴化人，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开拓者，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16年就读圣约翰大学，1918年入金陵大学林科，1921年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进入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1925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南下任“西南联大”生物系教授。1957年内蒙古大学建校之初，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的李继侗先生将他在北京大学创建的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教研室移到内蒙古大学，在原生物学系创立了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并在植物学专业内设立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化方向，著有《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发展》（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1961年在呼和浩特市逝世，年仅64岁。李继桐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关于其生平事迹在“百度百科”中也查不到，好在内蒙古大学在校园里为先生立了一尊半身铜像。其子李德平先生亦为中科院院士，一时传为美谈。著名的语言学家、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教授梁东汉（1920.10—2006.3.6）先生则是“西南联大”中文系1939级的学生，名在“西南联大”校友录中。梁东汉先生是广东珠海人，1957年从北京大学来到内蒙古大学任教，讲授《说文解字研究》等多门课程。据听过课的老学生说，梁东汉先生知识渊博，幽默雅致，能把枯燥的文字学课讲得妙趣横生。梁先生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虽薄薄一册，仅有13万余字，却创见颇多，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的经典之作，一向为学术界推重，学术影响延续至今。梁东汉先生在内蒙古大学教书育人30年，直到66岁时才调回家乡广东的汕头大学。常听人们说内蒙古大学办学起点高、学术水平高，我这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张清常先生是贵州安顺人，生长在北京，193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时年仅15岁，任课教师及课程有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商承祚先生的“甲骨文字研究”、唐兰先生的“古文字研究”、钱玄同先生的“说文研究”，这样厚实的文字学训练，让张清常先生一生获益。此外，他还选修了黎锦熙先生的“国语文法”课以及在北师大兼课的朱自清先生的“新文学概要”。1934年大学毕业后，张清常先生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做研究生，师从杨树达、罗常培、王力等名家。晚年，张清常先生回忆在清华的读书生活：“那时清华研究生在第二学年之末须参加口试，目的在于检查考生的思维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之能力，治学态度，业务基础，知识面之广度，技能之熟练程度，口才，作风等等”（《忆清华中文系考试事例》），张清常先生的口试委员会12人，皆为当时最杰出的学者：钱玄同、罗常培、冯友兰、雷海宗、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俞平伯、朱自清、王力、浦江清。各位先生依次提问，罗考语言理论，冯考中国哲学史，雷考西洋通史，陈考华梵对音，杨考《说文》，刘考《庄子》，闻考神话，余考《诗经》，朱考陶渊明诗文。那阵势，真是了得。这还不说此次口试钱玄同先生请假未来，王、浦两位先生没有提问。这样严格的训练，当然会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张清常先生1937年夏天在清华毕业，先回到家乡贵州都匀师范学校任教，后吴宓先生推荐去了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期间曾为马一浮先生作词的浙江大学校歌谱曲。1940年秋天应朱自清先生聘请来到“西南联大”任教，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时年25岁。在“西南联大”开的课程有训诂学、古音研究、《广韵》、国语与国音、国语运动史、西方学者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文字学概要、唐宋文、中学国文教材教法等13门，可见其渊博的学识。“西南联大”纪念馆中陈列着张清常先生的《忆联大师范学院》手稿，忆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旧事，手稿开头引的就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先生撰写歌词、张清常先生谱曲的院歌：“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兮”。手稿字迹遒劲，一笔一划，清晰得让我辈惭愧，知道老一辈学者的功力确实了得。

张清常先生在语音、音乐与文学关系方面的研究国内独绝，在音乐方面的修养尤为人所称道，学术界罕有其比，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甚至主张由清华大学保送他到美国专门学习音乐理论。张清常先生说：周六晚上在“西南联大”附近的文林堂听既单薄又微弱的留声机放出的西洋古典音乐唱片，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在战争年代，这算是我——一个穷教书匠最高的精神享受了”（《忆联大的音乐活动》），他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曲作者，词是罗庸先生填的《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幹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雦寇，复神京，还燕碣。

悲愤，果敢，刚毅，不屈，尽在歌曲之中。张清常先生不仅谱曲，还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在“西南联大”他多次指挥自己谱曲的“西南联大”校歌、“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西南联大”附中校歌、“西南联大”附小校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张清常先生相识60年的任继愈先生说：

西南联大校歌如实地谱写出联大师生坚贞、奋进、战胜强寇、收复河山的壮志。清常教授为校歌谱曲，激昂壮烈，试唱以后博得广大师生的一致赞许。联大校歌将于联大校史载入史册，流传下去。（《张清常文集·序》）

44级“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姚曼华回忆说：“我还记得，当他指挥我们唱歌时，他那件褪了色的、磨损得半透明的大褂就随着起伏甩动。在物质生活极为贫困的情况下，他给了我们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啊！”大褂说明了张先生当时的生活相当清寒。姚文中引用张清常先生的回信，引人深思：“提起联大附中合唱团，距今差不多是50年了。你说那时唱得好，这话有道理。因为天真纯洁的少年儿童心灵跟伟大的音乐家所作的艺术真善美作品是共鸣一致的。成年人要追求那种高尚的境界反而十分困难。即使做到，已经缺少了纯美甘甜而多了几分苦涩酸辛。即使达到艺术上的高峰，人工雕琢的痕迹就多了”（《张清常先生和不朽的校歌》，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8月20日）。非音乐修养深厚者，不能道此语；非历经沧桑者，亦不能道此语。当年联大学生王均回忆说：“1940年后曾在联大就读的同学，没有不会唱联大校歌的”（《张清常文集·序》）。“西南联大”附中46届校友、著名作家宗璞（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在《谁是主人翁》一文中也有动情的回忆。

二

    抗战胜利后三校北归复校，张清常先生任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1957年，为支援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由高教部、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与张清常先生本人四方协议的方式，他被借调到刚刚成立的内蒙古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上任之初，张清常先生制订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教学计划，深入学习研究当地语言。

张清常先生说：“下车伊始，先学起蒙古语来”；“我在内蒙古期间，参与了自治区汉语方言调查及推广普通话工作，也下去作过短期方言调查。留下这方面的部分文章，算是个纪念吧”（《八十述怀》）；“我要感谢我的蒙语老师青格尔泰教授、陈乃雄教授、照那斯图先生和随时帮我解答疑问的许多位内蒙古大学工作的蒙汉朋友”（《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自序》）。《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音与普通话语音对应规律》（《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构词法中一些特殊现象》（《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2期）、《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音概略》《内蒙古萨拉齐汉语方言词汇一瞥》（均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2期），即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萨拉齐汉语方言词汇时，张清常先生发现了大量蒙语借词，如“圐囵”（早期译作“库伦”）“胡拉盖”“褡裢”“蘑菇”，地名尤多。在调查萨拉齐汉语方言词汇论文中，张清常先生在学术界第一次提出“胡同可能是蒙语的huddug（井）”这一观点，指出各地地名中还有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北京也有。方言调查后他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每天关在书房里、图书馆里、学校里、城市里，读了元人杂剧，喜看那么多的形容词生动形式，惊叹不已。这次来到劳动人民中间，方知天外有天，要从头学起。语言文学的源头确是在劳动人民中”。张清常先生以自己的切实努力，为内蒙古的文化、教育、学术事业、人才培养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悠久深厚的蒙古语言文化也给予张清常先生丰富的滋养，关于“胡同”的研究尤其如此。他说：“我在内蒙古18年，至今（1993年）离开了18年。人寿几何，18年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一谈到内蒙古，心情极为激动，也极为复杂”；“胡同这个问题，没有蒙族学者权威性的发言，天就缺了大半边”；“没有青格尔泰、陈乃雄、照那斯图三位老师教我蒙语，我根本不可能接触蒙汉语的历史关系这个课题，也不会把‘胡同’跟‘水井’联系起来”（《“胡同”原是借词水井新证》）。

在内蒙古生活工作18年后的1975年暑假，南开大学以“课题带教学”的方式，将张清常先生从内蒙古大学“借调”回来（李晓《遥望张清常》，《文史天地》2009年5期）。来时刚过而立之年，去时已经花甲。1981年年底，为了分居多年的夫妻团聚，在王力先生的举荐下，张清常先生调入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任外国留学生二系系主任、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尽职尽责，决不懈怠，他说：“每天要为中青年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解答若干问题，看稿子，给他们修改论文，每周还要讲‘汉语史’四节课，脑子里七进八出，静不下来。顾不上处理我个人的私事儿（包括自传的事）。”（《1981年5月日致董树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赵金铭回忆，张清常先生年近八秩时曾夫子自道：

我名叫清常，本人微不足道，一位教师而已。年近八十，这一生大概也就是这个模样了吧。清，我做到了清清白白，不怕半夜鬼叫门；生活清贫，但决不懈怠；头脑基本清醒，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字写得不好，但一笔一画让人认得出；事情做得未能尽如人意，但竭力以赴，有个交代，力求清清楚楚；其他的事，容我尽力而为。常，我只作到平平常常。不反常，不失常。（《一“名”惊人——取名的艺术》序）

清清白白，平平常常，这就是张清常先生的一生。余生也晚，没有机会聆听教诲，但从张清常先生身上知道了什么是风骨，什么是君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西南联大”人，也知道了当年的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学术水平和那么好的学术风气。受过张清常先生亲炙的57级系友林方直教授說：“永远怀念张清常先生！永远怀念与张先生做师生的内大中文系起初的年代！一去不复返的生活年代！”

张清常先生慧眼独具，常能在小处、平常处、别人不经意处发现大学问，而且持续追索，毫不懈怠，如对“胡同”的研究就是这样。《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国语文》1978年3期）一文就是当年研究的延续：“胡同在蒙语本来是‘水井’，北京的地名有“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这种命名的痕迹。于是汉语在街道、路、里、巷、弄之外，又有了具有北方特点的‘胡同’。有些胡同没有出口，有的称为‘口袋胡同’，有的叫做‘死胡同’”，当年的或然判断变成了必然判断。在《胡同与水井》一文中张先生说：“我国北方一些城市特有的‘胡同’这个词始见于元代，可能借自蒙古语的‘水井’。提出这种假设，不仅是从借词的关系，从蒙汉两族的历史关系来考虑，还因为在北京城区有许许多多胡同因水井而得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4期）。张先生指出“胡同”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直杀一个血胡同”（关汉卿《关大王单刀赴会杂剧》第三折），“砖塔儿胡同”（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杂剧》第一折）。在《释胡同》一文中张先生又说：“胡同是个双音节的词，只用于北京和北方少数城市。它始见于近代。元朝才留下有较多的资料证实它是已经行用的街巷异名。关于胡同这个词的来历，旧日的解释大体上有三种，均未能说得圆满。本篇假设胡同是个借词。蒙古语、突厥语、维吾尔语、鄂温克语、女真语、满语等“水井”，大致是 huto 这样的音，被汉语吸收，借字表音，汉字有八种写法，其中胡同最为流行。明清大量使用，使胡同原义(有水井处)转为街巷，并被看做是汉语自己的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4期）。张清常先生后又在《八十述怀》一文中重申此观点：“‘胡同’乃是借词，源自于蒙古语‘水井’”，这一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最终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张先生还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北京胡同，考证出北平的胡同一共有3334条，令人称绝。

张清常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风骨凛然，教书育人，矢志不移，73岁时说：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鱼’与‘熊掌’都归自己恐怕不易。如果‘二者不可兼得’的话，就心须有所取有所舍。就我来说，宁取纯正的心灵与朴实的精神，不取豪华舒适”；一生“大中小学教学的甘苦我都尝过，生活的清苦早已安之若素，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给予我的快乐和鼓励，是无论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渺沧海之一粟》）；“严峻的人生教育了我，取巧未必真得智慧，守拙未必不是聪明”《抒怀》）。80岁高龄时有学生要为老师举办庆生活动，张清常先生委婉拒绝，自言“我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免提’吧”。张清常先生的主要著述收在《张清常文集》（五卷，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任继愈先生作序、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包括《音韵》《汉语史及词汇》《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唐代长安方言》《音韵学讲义》《胡同研究》《方言》等，其中《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虽十余万字却创见颇多，早在1944年就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获当时教育部学术著作三等奖。张清常先生的学问深厚，如他的家乡安顺的黄果树瀑布一样，汇聚众流，奔腾浩荡，气势非凡。

窃以为，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社会声望，张清常先生在内蒙古大学校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内蒙古大学校园内应该有一座张清常先生的铜像，与他“西南联大”的同事李继桐先生并立，藉此改进校风、激励今天的学子。校史也是一个学校的学术史、师德史，反映的是一个学校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为师者为万人景仰的高尚人格，靠头脸和权力挤入校史并不光彩。在这方面，内蒙古大学不妨向同处边疆的广西大学学习。广西大学在建校90年之际的2018年，专门在校园的中心地带辟出一大片地方，凡是在广西大学工作过的、作出重要贡献的教授、专家，都有一尊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雕塑的全身铜像，如马君武、杨东莼、李达、陈望道、竺可桢、陈寅恪、梁漱溟、王力、焦菊隐、李四光等等。2027年内蒙古大学建校70周年，如果能在此前完成此项工作，肯定会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因为它远比举办一台有要人出席的歌舞晚会来得更有意义。

三

国难当头，经费拮据，“西南联大”办学不仅非常困难，教师们的日常生活也非常艰辛。最困难的时候，闻一多先生以兼课、治印获取的微薄收入补贴生活，妻子高真还去摆摊卖破烂，因为他们要养活全家八口人，闻一多先生风趣地说：“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朱自清先生连御寒的棉衣也添置不起，他不得不让夫人陈竹隐带着孩子去物价较低的成都居住，自己则在集市上买一件赶马人用的披风去上课。吴宓先生上课时常穿着一件土布长衫。物质生活虽然极端贫困，但他们精神却是昂扬奋发的，信念更加坚定，朱自清先生在“七·七”抗战二周年的纪念会上说：

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从两年后的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办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群情激奋，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西南联大”的教师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学生一起举行集会，国民党派军队包围了会场，放枪恫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11月26日起，各学校联合起来罢课，表示抗议。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军警到各校殴打罢课学生，并投掷手榴弹，杀死了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联大师院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张华昌，伤十数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于、潘、李、张被称“四烈士”。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高潮，揭开了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的序幕。经过不屈不挠的抗争，包括400多名昆明市大中学教师公开声明“无限期罢教”，当局才不得不惩治凶手、撤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

1946年3月17日，“四烈士”治丧委员会为“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殡葬仪式，送葬的队伍就有三万余人。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接连被国民党特务卑鄙地暗杀。1946年7月15日下午，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闻一多先生站起身来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当局的卑鄙无耻：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这就是闻一多先生，义正辞严，铁骨铮铮。大会结束几个小时，闻一多先生不顾情势危急，到《民主》周刊社去主持一个记者招待会。下午5点，记者招待会结束，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闻一多父子快走到家门的时候，早就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向闻一多先生开枪，地点就在今天青云路一条南向的小巷——府甬道上，距离先生的住所只有20多米，先生的夫人高真听到枪声后跑出去抱起先生，先生身上鲜血仍在往外涌。先生遇难的时间是在他的战友李公朴先生被同样卑鄙地暗杀在昆明大街上还未下葬的第四天。

李公朴先生的墓地、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及“一二·一”四烈士墓就在“一二·一”校区内，每天都有来自校内、校外的人们凭吊。四烈士墓前方矗立着两根石柱，顶端是鲜红的火炬，石柱基座上刻着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墓后石屏是自由女神浮雕：无数青年跟随自由女神呼唤光明，奔向自由，浮雕下刻着是冯至先生写的《招魂》诗：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回来!

自由，快快地回来！

光明，快快地回来！

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为和平、民主牺牲的烈士们将永远为人们敬仰、为人们怀念！闻一多先生的全身雕像在“一二·一”校区中央干道的东侧的一方草坪上，有青葱的米兰和粉艳的春海棠护围着。花岗岩雕成的闻一多先生像围着围巾，戴着眼镜，双唇紧咬，凝视着前方，刚毅中自有一种凝重。站在先生的雕像前，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四烈士”遇难的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先生庄严地说：“愿‘四烈士’的血是给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他己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先生以鲜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闻一多先生的骨灰一部分撒在了浩瀚的滇池中，一部分保留到新中国建立后葬在了北京的八宝山。闻一多先生的墓地在北京的八宝山，我在1984年夏天曾凭吊过。墓地朴素至极，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青灰石墓碑上镶嵌着闻一多先生的侧面铜质浮雕头像，叼着烟斗，表情凝重如史诗。头像下方是先生的生卒年（1899—1946），墓碑的前面是一本展开的书的造型，上面刻着闻一多的生平简介，夫人高真（1903—1983）去世后与闻一多先生合葬。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在“一二·一”校区内，正是“西南联大”民主广场的东边，当年“西南联大”师生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几次重大活动都是在这个广场上举行的。我默立在闻一多先生的雕像前，先生《红烛》中那让人震撼的诗句又一次涌上了心头：

红烛啊！

即制了，

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闻一多先生是冷静的学者，是热血沸腾的诗人，是有思想、有情怀的教育家，是敢于杀身成仁的志士。近代中国因他们的存在，才能够从危亡中一次次走出，最终抵达希望和胜利的彼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根本所在，就是在一个社会出现大动荡之时，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选择与担当，有自己的操守和坚持。

四

“西南联大”是在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5月4日分别迁回北京和天津的，为了报答云南人民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对“西南联大”的无私援助，三校一致同意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给当地人民，这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校友们没有忘记在艰难岁月中生活过的母校，在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中央干道西侧的芳草绿树中树立着一座高四米许的三角碑用三座红色的亭子，就是校友们捐建的。三角碑的三面分别写着：“西南联大纪念亭”“一九八八年建校五十周年校友集资”“校训：刚毅坚卓”。三个亭子分别由北大、清华、南开立，每个亭子的正面都镌刻着一副楹联，各有情怀，北大的楹联是“滇海笳吹心系中兴业，燕园弦咏胸怀四化图”，清华的楹联是“西山苍苍清芬挺秀，南国煦煦华夏增辉”。我以为，其中最能体现当年“西南联大”精神的是南开大学的楹联：

误国恨愚顽，茅舍玉阶，看寇骑纵横，南渡岂甘循覆辙；

育才集贤俊，藜羹布褐，讲天下兴亡，北归终已奠神京。

即使在民族危亡之际，“西南联大”也始终坚持教书育人，学术创新，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视为立校之根本，视为国家文化命脉之所系。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同仇敌忾，抵抗日寇侵略，守护传承中华文化血脉，就是“保天下”。2018年12月18日，再访西南联大旧址，有小诗抒发感怀：

狼烟烽火遍中华，草舍茅庵育翠芽。

刚毅坚卓成伟业，学人代代忆风华。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人称“西南联大”“办学九年，育才八千”，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迹。“联大名师云集，讲课质量高，考试要求严。教师从不照本宣科，学生也不死记硬背，学习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有发挥、有创见”（孙民生《歌声中的回忆》，见《难忘的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年纪念文集》）。当年听过闻一多先生课的老学生回忆说：“他学过戏剧，很懂表演艺术，常用好听的男低音抑扬顿挫地朗诵楚辞，手捋胸前飘逸的美髯，带着微笑，真是一派名士风流！这时，他着重欣赏楚辞的文采和艺术美。”闻一多先生推崇《楚辞》，曾建议张清常先生以《九歌》为中心内容，吸取《楚辞》的全部精华，以“组曲”的形式创作音乐，再与舞蹈艺术家合作，写出一部雄浑瑰丽、能够传世的作品（张清常《记闻一多先生的三段话》）。再到后来，闻一多先生看到了更多现实的丑恶，“他反复吟诵的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同样是很好听的男低音，但已没有过去那种悠扬的调子，而且深沉到令人想哭，课堂上不少同学受到感染，听着听着已不觉潸然泪下了”（李凌《虽九死其未悔——纪念闻一多师》）。面对凋敝的社会、苦难的百姓生活，闻一多先生愤怒异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难道不是今天活生生的现实吗？这黑暗的社会不捣毁怎么得了！”“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呼吸越来越急促，有时甚至把桌子敲得‘砰’‘砰’直响”（朱鸿运《路见不平义愤填膺——回忆闻一多先生的一堂〈庄子〉课》）。“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是“西南联大”师生的共同志愿。虽处离乱，弦歌不绝，他们化笔为缨，激扬文字，鼓励民心，号召或参与全民抗战；他们注重学术报国，强调报国要有一技之长。在为国家培养的八千学子中，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有2位，成为院士的有175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有5位。张清常先生说：“联大能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地位，是靠学术与人才”（《1986年3月22日致黄延复》），此之谓也。

正值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1941年毕业的校友余树声先生在《回忆联大同学在校时的衣食住行》一文中说，当时学生一屋住几十个人，多数人衣着破旧，伙食低劣、没有公共食堂，通常是数十个学生凑份子请一位大师傅做饭，半饥半饱是平常之事，行路主要靠双腿，上下课时间以校工敲一截钢轨为准。物质生活虽然清苦异常，“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生活却是饱满的。1939年夏天，汪曾祺先生（1920—1997）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4年毕业后又在昆明当了两年中学教师，在“西南联大”和昆明生活了7年。40年后，汪曾祺先生围绕着“西南联大”及其周边生活展开回忆，写下了多篇散文，篇篇情味隽永，如《泡茶馆》，写“西南联大”学生简单却充实的读书生活：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回忆文字像素描一样，线条简洁却又情景宛然，活灵活现，一读就让人难忘。又如《昆明的雨》：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作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德熙，即朱德熙（1920—1992）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语言学家，是汪曾祺先生“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同班同学。汪曾祺先生《怀念德熙》一文中说：“德熙不蓄字画。他家里挂着的只有一条齐白石的水印木刻梨花，和我给他画的墨菊横幅”，知道朱德熙先生是一位淡泊的学者。1984年秋天我在北京大学进修，有幸听过一次朱德熙先生关于语法修辞的学术讲座，先生风度翩翩，质朴又儒雅。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昆明的雨和雨中景象如水墨画一样，浑然天成，有诗一样的境界，淡而深，深而有韵味。冯至先生曾经这样说：“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昆明往事》）。冯至先生说的昆明，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读过亭子上的楹联，夕阳已冉冉而下，晚霞灿烂，灼灼燃烧，整个校园被映照成了一片淡紫色，高大的春海棠满树粉艳，齐整的罗汉树郁郁葱葱。吃过晚饭的年轻学子背着书包，夹着课本北往南来，正向着灯火通明的教学大楼疾步走去，比起前辈——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他们应该说是幸福的。我想，当年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西南联大”能高格独标、卓识独具，为苦难中煎熬的民族培育了大批英才。今天，面对转型的社会和急剧变化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兴办我们的教育，培养我们的后代呢？

                                    2020年9月10日

                    原刊於《草原》202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