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出现在正史，还是野说中，总会被贴上一个标签：昏君。《射雕英雄传》开篇第一回：《风雪惊变》中，说书人绘影绘色讲到了一个悲惨故事：金兵入侵大宋，大肆杀戮无辜百姓。听者无不愤愤然，骂完金兵骂秦桧，骂完秦桧便开始指名道姓地骂徽宗、钦宗、高宗父子三人。说这三个皇帝任用奸臣，欺压百姓，把出力抵抗金兵的大将罢免的罢免，杀头的杀头。花花的江山，就这么拱手送给了金人。
骂完了奸臣贼子，骂完了昏庸无能的皇帝，自然心中更是心疼忠臣良将，那个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那个哀嚎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旷世英雄岳飞大将军。
只是君王的苦楚，又岂是庶民百姓能够了解的。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
首先，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宋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
其次，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
第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北宋灭亡时，时为康王的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后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在宋徽宗31个儿子当中，赵构是唯一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在12世纪就征服我国中原地区了。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很可能会崩溃。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再回到前文提到的宋高宗赵构与忠臣良将岳飞二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宋承唐末五代之乱，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始，赵宋对骄兵悍将就极为戒备。有宋以来，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定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沃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到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岳飞却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的事情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因为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否一直维持不坠。
岳飞的悲剧就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毫无头脑——他太把皇帝的国事当作是自己的家事了，没有守好君臣之间应有的人际底线。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末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赠白银2000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3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
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已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也未知这一猜疑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
在孤独中增长智慧对于君王来说从来就是一门必修课，万人之上的赵构一千多年前在“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中来回纠结，犹豫徘徊，最终做出了一个最艰难的决定：为了保全赵家的半壁江山，宁愿背上一个昏君的骂名。
这既是一场政治行为，何尝又不是一场经济行为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来都是如此。
这让我想起了公知大V万维刚在他的精英日课里说的一句话：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多民族融合国家，只要能够把大家拢在一块儿不散摊子，只要能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能力了，因为，这对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来说就是一笔巨大的贡献。而当时的宋高宗赵构大概就是这样的心理：无米难为炊，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压迫的情形下，只要能使赵氏王朝不散摊子，只要能让大宋国不起内乱，只要不再遭受金人铁蹄的蹂躏，他就是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黎民百姓了。要牺牲一个不识趣的岳飞，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只不过是彼此所处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一个要卫家，一个要保国，表面上看起来不冲突，实际上却无法兼顾。宋高宗要顾“祖宗之法”，岳飞要全“忠臣良将”之名，他们彼此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嫌隙渐生，关系的恶化在所难免。
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夫妻之间的矛盾，恋人之间的争端，亲子之间的隔阂，上司下属之间的猜忌……哪一个不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造成的？
有的人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种冲突，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共情能力，有同理心，用佛家的话说，是懂得自利利他。有的人无法处理这样的矛盾，要么就是不想，不愿意；要么就是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社会发展到今天，城市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人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诸多烦恼缠身。有人说大城市是很好的避孕药，因为大家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忙碌，即不需要从经济上依赖别人，也不需要从精神上依附他人，这样的结果就是：离婚率越来越高，自愿地选择独身的人越来越多。而这势必带来的福利就是人们越来越可以自由表达、自我实现。当然，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越来越脆弱。人与人之间很难再建立长久的亲密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频发，人们在各种权衡中快速地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断。
于是，类似于赵构与岳飞之间的由亲厚到决裂的故事就不断上演。
如果当初宋高宗能及时提醒、警策岳飞，让他守好君臣之礼；如果岳飞能多个心眼、多点智慧，建立自己良好的人际边界，是不是就既能保全自己，又能保全对方呢？
无论如何，宋高宗的政治头脑与经济意识是被误解、被低估了的。以此遣兴之作，为宋高宗赵构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