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的东面，紧挨着的是一处旧宅。房子的主人是个老太太，她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到了县城。还有一个小叔子，没有娶媳妇儿，住在这个宅子里。
老太太平时住在她女儿家里，只有过年那十天半个月才会领着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媳，外孙女，还有重外孙，重外孙女回来，一大家子张灯结彩，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平时只有老太太的小叔子，人们都叫他“二坏”，在里面住着，冷冷清清的。
虽然是老房子，可也看得出房屋主人并不是一般的穷苦人家。整个宅子座北朝南，有南面一个正门，西面一个旁门。只是正门前面是一片空地。有四间堂屋，五间东屋。后来听娘说:“连前面的生产队的牲口棚和牲口棚前面的的一大片空地都是老太太的宅基，相当于五六户的样子。”
在我记忆里，我五六岁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九十多岁，慈祥和蔼，为人友善。对我们小孩子也非常亲切。只是只有过年时，才会看到老太太。老头儿有八十岁的样子，总是板着脸，从来不理我们小孩子。见到他，我们总是跑得远远的。他好吃懒做，靠周围人的接济过日子，也没见过他下地干活，一天到晚不出门。到夏天还会一丝不挂地躺在当院睡觉，从荆条编的侧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过了有一年多，大概在我6岁的时候，老头儿死了，因为他无儿无女，所以他的葬礼很简单，也没有多少人。
这个宅子平时就空荡荡了，没有一点儿生气。只有过年那几天热热闹闹闹。我常常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就可以看电视了。老太太回来，电视也跟着带回来。过年时，那片房子里才会有一些活气。过年时，他们家里经常有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打扑克，喝酒划拳。我们从那里走过的时候，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
又过了两年，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太太也得病死了，应该是寿终正寝。她的后辈和街坊邻居都来帮忙，老太太非常风光体面地入土为安了。
从那以后，这所老宅子就彻底荒凉了，不管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一样的寂寞，一样的冷清。
慢慢地，土墙变矮，连我们小孩子也可以轻松地跨过。院里杂草丛生，地面到处是青苔绿藓。红薯井也蹋了，木头门也歪了，花墙的砖头瓦片倒了一地。东屋的屋顶有几处漏雨了，从门缝看去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天空。堂屋还好，锁头已经锈住，隔着门缝能看到里面的桌椅炕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只有院里的几株枣树倒是不受影响，照常开花结果。
这里却成了我们孩子的乐园。过家家，一玩一整天。用砖头盖成一座座房子，代表了每个家，有一层的，还有多层的，里面还有套间。我们有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是孩子。做饭开车的是“大人”，“孩子”只在一边玩和看。
用瓦片当盘子，用泥和树叶，草棵当饭菜。开的车是半截砖头用绳子拉一个整砖就是一个带斗的拖拉机。就这样嘴里“突突”开着拖拉机来回串亲戚。有时还故意挖一条沟，用几块砖头支起一座桥，让拖拉机从桥上开过。有时桥下还会倒许多水，开车的稍不留意掉进沟里，溅一脸泥，也会咧开嘴大笑。
因为有人伤亡，要不是葬礼开始了，挖坑埋了，还立上碑。就是救护车拉到医院……
凡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像模像样地演出来。而且每次演得都不一样。每次演得都很投入，我们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有时我们会把砖块，玩骨诺牌。有时我们会把瓦片拿来练铁沙掌。有时夏天下了雨，我们会在院里踩水玩。秋天枣子熟了，我会用手摇，用脚踹，或者上树直接摘。蚂蚁枣和灵枣，又甜又脆。
后来可能这个宅子卖给了别人，原因不言自明。但是这个人没有搬过来住，只是把墙垒好了，门也锁好了，不让任何人进去。时间长了，各种说法就有了，有的说:“晚上的时，老婆婆会回来。”有的说:“堂屋里有一口黑棺材。”再加上这个院子里蛇特别多，泥墙上到处都是蛇洞，时常可以见到蛇。于是这里成了吓人的地方。我们自己也会凭空想象一些奇闻怪事，添油加醋地讲给其他人。越不让我们进去，越漆黑寂静，就越神秘，越让人害怕。
直到现在，它还是童年记忆里的一处阴影。这就是荒凉的住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