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滚滚自东来，峡口奔流去不回。

　　锦缆乍牵人似簇，铁关初启浪成堆。

　　朝天势涌晴天雪，动地声轰白昼雷。

　　万国舟艘皆入贡，五云北望是蓬莱。

　　这是明代都督佥事王通描述的天井闸，亦称会源闸，俗称大闸口，也就是济宁枢纽的分水口。济宁分水枢纽工程(俗称四水济运)主要由泗河、汶河、府河、洸河，金口坝、堽城坝、天井闸等河流、水工设施组成，是为大运河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济宁分水枢纽，工程宏大，科学缜密，充分利用了周边现有的河流、地形落差，建筑引水、分水设施，接济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它体现了大运河济宁段重要的治运方略和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辉煌成就。其工程建设，还需要从大运河贯通济宁说起。

高端绘制大运河贯通济宁的宏伟蓝图：隋炀帝大业四年所开凿的大运河由杭州、徐州至洛阳，再由洛阳经山东的冠县、临清、夏津、武城、德州等地达北京。当时的京杭运河与济宁无缘。北宋中期，由于黄河决溃，加上广济河失修淤浅，以致“漫散不通舟”、“河浅废运”，虽屡加浚治，效果不明显，金朝时期几近堙废。元朝初期，漕运的粮道是从杭州开始，经过江南运河，由镇江入扬州运河，到淮安北转入黄河后，逆黄河西上，到河南省黄河岸边的中泺镇(封丘县西南三十五里，今地名已废)卸载，车载牛驮，陆运一百八十里，到卫河岸边的淇门上船，通过隋运河故道达北京。这条运道，大大偏西了，不仅曲折迂回路程长，船只装卸频繁，而且更有一段黄河上的逆水行舟，既又费时间，又费人力。元朝政权稳定后，治理疏浚运河自然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元朝统一中国后，建都于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即向朝廷建议：“今南北混一，宜疏浚河渠，令远方贡献京师者，皆由此而达，诚万世之利。”此建议引起忽必烈的重视。元朝著名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已受伯颜之命，在山东、河北和江苏一带的古运河道作过大面积的地形考察。据《新元史·郭守敬传》载，郭守敬“自陵州(今德州市)至大名，又自济州(今济宁)至沛县，又南至吕梁(今徐州市东南)，又自东平至纲城(今宁阳堽城镇)，又自东平清河逾旧黄河至御河，自卫州(今河南汲县)御河至东平，自东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汶、泗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在济州至东平间往返6次之多，做了重点考察，大体上规划设计了北方漕运路线，为运河改道济宁做了技术上的准备。加之济宁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带，整个地势东高西低，周边河流和湖泊众多，可借水行舟。

开挖济州河：早在金元之际，由于战争频繁，蒙古大军在南线作战，为了从北方经山东供应南线军粮，就曾引汶水、泗水以济漕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元朝政权稳定后，治理疏浚运河自然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治理疏浚工程的功臣当属马之贞，汶上县人。祖居河北沧州，至其父马希言“以武节将军汶上商酒使，爱汶阳(汶上前名)风土，因家焉。”马之贞自幼聪明过人，稍长则常以民生国计为念。当时，由杭州经洛阳至北京通州的古运河因战乱而年久失修，淮河以北河道多已堙塞，每念及此，常嗟叹不已。至元十二年(1275年)初，丞相伯颜遣都水监郭守敬赴河北、山东寻访时，马之贞献策说：“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北清河相通渤海，若于济州城(今济宁市)南汶(洸)、泗合流于北清河之间开一新河，然后北引汶水、东引泗水分流南北，便可南达江淮，北通京津。”继之，引郭守敬亲临其地勘查，得其赞许。至元十七年，元朝廷议定马之贞开凿济州河的方案，任命马之贞为泗汶都转运使，同时参与开河筹划施工。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廷任命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主持开挖从济宁到须城的济州河，马之贞当时是协理。除疏导了济宁以南的泗水航道外，重点新挖了从济宁到东平的济州运河。工程从当年二月动工到次年八月竣工，总长75公里，当年立即通航。

　　这条河道开成后，由江南来的粮船，可以直接涉江入淮，由淮安转入泗水，直达济宁，再经过新开的济州运河，到东平转入济水，东北行由利津泛海至天津，经通惠河(永定河)达北京，全程改由水运。这条东移的水运粮道，与元朝初年的水陆联运粮道相比，不但路程大大缩短了，而且无路运之苦了。至此，大运河改途贯穿济宁的决策已基本落实。

开挖会通河：济州运河开通后，缩短了漕运航程，节省了人力、物力，但新运道不久又出现了问题，就是利津入海口处泥沙淤积严重，船只无法通过。南来的粮船不得已只好在东平卸载后，再经过250里的陆运至临清，再由御河上船，仍走隋运河故道到北京。但这段陆运茌平洼地是必经之路，夏秋季节，雨水霖潦，致使道路泥泞不堪，车载牛驮，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据《济宁直隶州志·河渠志》记载：这250里的陆运，共设置8个递运所，每个所动用民工3000人，牛车200辆，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很大负担。“至元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提议，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廷颁布诏令，“命都水监开汶、泗以达京师”。经朝臣集议，次年10月丞相桑哥奏称：“安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可三千户复罢为民，其赋及刍粟之估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请以今冬备粮费，来春浚之”。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元朝廷再委派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人“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于是图上可开之状”。元世祖又下诏拨出钞币150万缗，米4万斤，盐5万斤，调征民夫3万人，并命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负责工程指挥，于当年正月动工，6月告成，共用工251万余。这次新开的河道，南起须城安民山之西接济州河，中经东昌(今聊城)至临清入御河，全长250余里。忽必烈将济州至临清的这段运河赐名为“会通河”。因会通河还是我国人工运河中较早以多级船闸调节运河水深的运道，故又称之为“闸河”。之后，人们也将济州河与这段河道一起统称为会通河。会通河开凿成功，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大都之东的御河竣工通航，从此，由大都往江南，纵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

构建济宁分水枢纽工程：会通河开挖的同时，已经升职为“泗汶都漕运使”的马之贞清楚地认识到，从鲁桥至临清运河要想畅通，必须借水济运，才能彻底解决运河水量不足的问题。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马之贞又建言：“新开会通，并济州汶、泗，相通于河，非自然之流也，应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堽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南会于济州。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南通淮、泗，北以通新开会通河，至于通州”。朝廷采纳了马之贞的建议，马之贞又率民夫和辅漕兵，经过30多年的断断续续的治理疏浚，运河漕运才得以正常进行。借汶济运，是从宁阳堽城坝引汶水至洸河，通过洸河引水入城后至济宁大闸口入运河，剩余的水流继续西行，一股转南至草桥口入运，一股流向济宁城西的马场湖，济宁人俗称这条水道为洸河;借泗济运，是从兖州金口坝引泗河水往西，经孙氏店至济宁杨家坝(今马驿桥段)与洸水汇流，至大闸口入运河补水，少量的流水继续南流至小闸口和顺河门入运。明代洪武十八年(1385年)，设立兖州府，因借来的泗河水是由府城流来，故济宁人称这条人工河道为府河。

在文献中多有记载的著名闸坝有：扩建汶河上的堽城坝，并加建东闸，以加大引水量;改兖州金口坝为永久性的石坝，并扩大和增加引水闸;在洸河上建吴泰闸、宫村闸;在府河上建土楼阁、杏林闸等。现今兖州的金口坝和济宁市区的洸府河，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又修治一新。众多的闸坝口门，工程浩大，大都是重要水工设施，使其共同构成了济宁段运河的“闸河运输链”，控制着水量、水位，以利行舟，还能浇灌周围的农田以及城市防洪，成为大运河开挖史上的丰碑。截止到1958年，在元朝初期修建调节运河的闸坝还有20座之多，并一直能够使用，其建筑工艺之精，结构之坚固，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济宁分水枢纽工程，俗称四水济运，是指引“汶、泗、洸、府”四水汇集至济宁流入运河，以解决南北通航用水的水利工程。因为该工程主要是引汶河和泗河水济运，有的学者称其汶泗济运工程。综合起来看，称济宁分水枢纽工程更为恰当，她与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有同工异曲之妙，都是引水、分水的枢纽工程，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同样是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顶高的水利工程项目，为大运河的畅通建立了不朽的丰碑，在大运河历史上留下了浓妆重彩的一笔。(李广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