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德林哥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情况还算稳定，要我不必太担心，他说：“人上了年纪，有点小情况也正常。”

我拜托他抽空多往我家跑跑，有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放心吧。我家没装电话，他家距离我家比较近，父亲我就拜托他多关照。

德林哥比我大一岁，小时候两个人天天腻在一起，是不折不扣的发小。他出身不好，是“地主羔子”，许多贫下中农的孩子都歧视他，尤其村支书的三儿子，动不动就揍他。那时候，我家比他家还穷，也属于社会底层，同病相怜，我俩自然走得比较近。

长大后，我去了外地求学、生活；他没有，他天生眼疾，没法上学，也不能出去打工。虽然天各一方，每次拿起电话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家长里短之类的。

有一回他说：“前几年，你大爷生病，我没少作难，突然有一天不能走路了，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第二天把猪和牛卖了，才换了他的命。”

德林哥口里的“你大爷”是他的父亲，小名叫明朗，大名刘世更，我自小就叫他“朗大爷”。也不知道咋回事，不知不觉把“朗”发成了“啦”的音，于是“朗大爷”就成了“啦大爷”。

啦大爷是个标准的庄稼汉,一辈子除了种地就是喂牲口，再没做过第三件事。因为他父亲那辈有十几亩地，解放后被划成“地主”，属于村里的“二等公民”，说话从来不敢大声。即使后来邓工主持公道给地主摘了帽，他一辈子养成的习惯还是改不了。印象中，我听他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中”和“那”。“中”在河南人的表达里是“好”、“可以”的意思，表示顺从别人，他一辈子没有自己观点，也不敢有。“那”则是他的专属用词，别人很少像他那样使用这个字。比如，问他生活怎么样，他会说：“粮食够吃，就是花钱有点那个……”；问他身体怎么样，他会说：“岁数大了，就那了……”；跟他讲年纪大了不要干重活，他会说：“当农民，不就那嘛……”他极少会说完整的句子，常常用“那”代表他要表达的意思。我想，这可能和他一生胆小且说话比较少有关，表达能力衰退得很严重。还好，我能听懂他要说什么。

最后一次见啦大爷，感觉他对生活特别满足，能吃上白面馍，他感觉很“那……”。他这一辈人，一生也没吃过几顿肉，甚至大部分时间窝窝头也吃不饱，能在晚年吃上白面馍（馒头），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好事，他很知足。

这样的人，大集体时代被认为老实可靠，虽然出身不好，他还是被生产队委任为饲养员，管理队里那几头牲口——这其实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即使数九寒天也得半夜起床给牲口添草料换淘槽水，至于铡草、清理牛粪马粪更是分内之事。别人不干他干，他是个听话的人。好在生产队给他的工分比普通劳动力高一点。

说起来，在啦大爷当饲养员的时候，我身上还发生过一桩“冤案”。

那是我大约十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个安徽籍的染布匠，就住在牲口屋隔壁那间房。这间房平常用来堆放杂物，屋里支一口灶，是给牲口炒饲料用的。那个时候，像牛马这类大牲口是生产队重要的动力来源，耕地、耙地、拉车、碾场之类的重活全靠它们，必须格外关照，饲养员会经常把黄豆、玉米炒熟之后拌在草料里喂食牲口，就像我们煮面条时放肉丝、鸡蛋一样，相当于给牲口改善伙食。

因为安徽染布匠住的这间房经常“炒料豆”，就成了一帮孩子向往的地方，常常会趁啦大爷不注意的时候抓一把料豆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跑到外面一颗一颗丢到嘴里慢慢咀嚼，像城里的孩子漱糖豆那样。料豆，是我们这帮乡下孩子那时稀罕的美食。

有一天，安徽染布匠突然宣布他丢了5块钱，这可是一件大事，很快村里的人都知道了。因为经常光顾这个炒料豆的房间，我和我的伙伴们自然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虽然没人审问是不是我偷的，但我还是觉得大家看我的眼光变了，我不再是人们眼里的好孩子。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好几年，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背黑锅。

再后来生产队解散了，牲口分到各家各户自己饲养，啦大爷的饲养员生涯从此结束。同期，我也度过穷苦的童年，去外地求学，再后来远离家乡在外打拼。而德林哥则因为眼睛的缘故成了“啦大爷第二”，一直在家种地务农。

2003年我回老家，看到啦大爷完全老了，身体干瘦如柴，如同一个活着的木乃伊。这是我对啦大爷最后的记忆，正是那一年秋天他去世了，那时，我在深圳工作。

德林哥也是一个标准的农民，除了种地别的也做不了。但他和啦大爷还是有区别，他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省城一所培训学校学习修车，他希望从儿子这一代开始，能有所改变。（写于201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