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下的误认——《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存在的对立不是非存在，而是坚持存在。它本身并不存在，然而它继续坚持存在。——齐泽克
齐泽克是当代非常火热的哲学家，写的书特多，黑话和笑话也特多（我十分怀疑他是因为笑话多才出名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这本书的一大贡献是串联起黑格尔、马克思、拉康，以一种“六经注我”的姿态，用拉康的理论分析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问题。尽管这三位大家的理论我都有所了解，但还是看不懂各种奇奇怪怪的专业名词。本文仅是个人读后感，所以肯定有一些理解上的毛病，如有疑问请直接看原文。
之前《导读拉康》的文章里，我介绍过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论。但是如果拉康理论分析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个人的完整的自我需要经由镜子阶段与自我形成的异化，以及，经由语言与主体建构的异化。对于社会来说，就变成了：经由与其它社会作为参考的异化，以及，经由意识形态构建的异化。也就是说，在排除了不属于自身的因素之后，在出现意识形态之后，社会就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
那么拉康的一整套理论便可以搬过来。无意识显现在那些无法被意识形态覆盖的“创伤”上，意识形态便是一种社会的“语言”。“大他者”在这里被译为“大对体”。拉康理论中的人总是有所欲求的，用欲望来填补客体小a；而齐泽克中的社会也是有所欲求的，去填补社会创伤。在“创伤”的基础上，人们围绕着这一“创伤”来构造意识形态。
一、恋物癖式误认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劳动力产生了价值，而不是金钱在自我增值。如果被资本主义所蒙蔽，就会产生恋物癖式的误认：是金钱在自我增值，然后雇佣了劳动力。“恋物癖已由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转至‘物与物’的关系：以统治和奴役的人际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再一目了然；用马克思的精确概括说，这种关系在‘物与物即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外表下’，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恋物癖式误认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工人具有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但是正因为这种自由，工人反而失去了自由。国王原本是由于国民俯首称臣而成为的国王，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却构成了一种误认，即国王因为自己是国王而使得国民俯首称臣。
正是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金钱才被视为无所不能的。“根据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虚假意识’，是对现实的误认，这样的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然而，“消灭误认意味着消灭、消解假定把自己隐藏在误认的形式——幻觉之后的主体。”
并不是所有人都蠢到认为钱是无所不能的，但只要他们的行为符合意识形态（比如某家公认的垃圾公司因股票大涨而吸引散户购买），那么这一误认便没有消失（尽管公司公认不好，但股票依旧上涨）。“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清二楚，也完全知道在意识形态普遍性的下面掩藏着特殊的利益，但依然对这种意识形态依依不舍。”狗智主义就是它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疏离，即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它依旧寻找理由来为意识形态辩护。
二、意识形态
“严格来说，意识形态只是自称拥有真理的体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是谎言，而是被视为真理的谎言，是假装着要被人们认真对待的谎言。”
“我们所谓的‘社会现实’成了一个伦理建构；它由某个‘仿佛’支撑：根据我们的行为判断，我们相信官僚体制是全能的；仿佛总统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仿佛政党表达着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等等。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不能在‘心理学’的层面上设想这种‘相信’，因为这种‘相信’已经寄身于物化于社会场域的有效机能之中。一旦丧失了这种‘相信’，社会场域之肌理就会土崩瓦解。”我们的“相信”表明，我们陷入了这些社会现实构成的符号网络之中；然而如果我们不再“相信”，所有符号网络都将瓦解。
比如，“我们必须服从律令，这倒不是因为它公正、优秀，甚至有益于人，而是因为它是律令。我们必须服从律令，因为它是律令，这个同义反复展现了律令权威的恶性循环”。我们必须无意识上“相信”律令（即便我们不认可律令，但只要相信别人认可律令，律令就会存在），否则律令将不复存在。
之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被视为真理，因为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语言”，它不可能准确、完美无缺地描述所有社会现象。“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人‘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做什么’，他们对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现实作了虚假再现”。“意识形态真正重要的，是它的形式，即下列事实：向着一个方向，尽可能地沿着一条直线，不停地走下去；一旦下定了决心，即使最可怀疑的意见也要听从。”
“在日常的层面上，人们很清楚，在物与物的关系的后面，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就人的社会行为而言，就人正在做的事情而言，从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仿佛货币仅凭借着自己的物质现实，就成了财富的直接化身。”“这种无意识幻象，就是可以称为意识形态幻象的东西。”
马克思和拉康对意识形态的观点差异是：“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凝视只是局部凝视，忽视了社会关系之整体性；从拉康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指用来消除其不可能性之踪迹的整体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是，意识形态只是看待社会现实的某个角度，因而存在着现阶段下最合理的意识形态来更准确地看待社会现实；而拉康的角度是，意识形态是用来掩盖社会现实的幻象，在意识形态的包装下，社会现实才能构成一个可以被认知的整体，否则人们根本不能用符号网络去谈论它。
“拉康的剩余快感概念就是仿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提出的”。“剩余快感不是使自己简单依附于某种‘正常’的、根本的快感的剩余。这么说，是因为剩余快感中的‘快感’只能出现在这种‘剩余’中，因为剩余快感是构成性的‘过度’。减去剩余，就会失去快感。”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出的过度的价值，而拉康的剩余快感是主体想要掩盖“创伤”而掩盖得比需要的更多，这一构成性的过度，多出来的那一部分便是剩余快感。比如，在资本主义中为了掩盖“金钱并不创造价值”的真相，诸如黄金、股票等可增值的金钱的出现便是一种过度的掩盖。
三、征兆
“征兆的结果恰恰就是先于其原因——即征兆隐藏的内核，生活的意义。而且，在经历征兆时，我们恰恰是在‘造就过去’——我们恰恰是在制造符号性现实，即发生于过去的、早已遗忘的创伤性事件的符号性现实。”例如，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被视为是欧洲黄金时代的结束，因为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在这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便被视为一战的征兆，即便客观上似乎两者毫不相干，但事后人们分析，便发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似乎在预兆着什么。更有甚者，出门踩了狗屎被认为是会挣大钱的征兆，电视剧中演员穿红衣被认为是下期彩票是红球的征兆。
“征兆被视为快感的真正内核，征兆作为一种剩余持久存在，并通过各种努力顽强地回归。”“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一切都是征兆，以至于到最后，甚至女人都被视为男人的征兆。我们甚至可以说，‘征兆’是拉康对下列永恒哲学问题的终极答案：‘为什么总是存在某物而不是空无一物？’——取代了‘空无一物’的‘某物’就是征兆。”当我们问“为什么总是存在某物”时，我们事实上是假设了“某物”的存在，由果推因，所以征兆出现了，它正是这个“某物”；反过来，只要我们不去询问这一问题（不知道那里到底是某物还是空无一物），那么征兆便不会出现，与此同时，由于不知道、不询问，主体也不复存在了。“‘选择某物而非空无一物’的途径是把我们的快感与某个符指化、符号性的构成绑在一起。符指化、符号化的构成能够确保我们的‘在世中在’具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
“如果世界、语言、主体均不存在，那还存在什么？... ...这个答案是彻底地反后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体的基本姿态是拆解每种实体身份，揭示隐藏在实体身份的坚实一致性后面的符号性多重决断的相互作用，简而言之，把实体身份溶解为非实体性的、差异性的关系网络；征兆概念是它必不可少的对应物，是快感实体的对应物，是实在界内壳的对应物，而符指化互动就是围绕着实在界内核建构起来的。”这里有些晦涩，也就是说，如果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策略去拆解符号网络，就会发现符号网络所包围的内核就是“征兆”，然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征兆”之所以为征兆是因为它依赖于整个符号网络，符号网络所包围的内核其实是空无一物的。不带有色眼镜去看，泰坦尼克号沉没就只是泰坦尼克号沉没而已；但一旦了解了泰坦尼克号，你便马上意识到泰坦尼克号沉没似乎在预兆着什么。
四、创伤
“创伤是实在界，是抵抗符号化运动的硬核。但关键在于，它是否占有某个位置，（而）它是否在所谓的现实中‘真正发生过’这并不重要。关键只在于，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效果，如置换、重复等。实在界是必须在事后建构的实存物。只有在事后重建，我们才能对符号结构的扭曲作出解释。”
“如果我们把实在界界定为尽管自身不存在，但拥有一系列特性并能导致一系列结果的悖论性、虚幻性实存物，那么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了：实在界就是原乐，原乐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的，但导致了一系列的创伤性结果。”例如，儿童的性欲是否存在，如果以保守态度看待这一问题，假定儿童总是纯洁的，那么就要严格避免儿童接触性相关的事物；在这里，原乐如同儿童的性欲，它不存在，但我们要符号化原乐，如同为儿童过滤身边与性相关的物件，然而符号化原乐总是不完全的，其中的难以被符号化的东西就是创伤，如同影视亲吻画面总是避免被儿童看到，但电视一转台就可能冒出一对情侣在亲吻。
“实在界是无法被铭刻的，但我们可以铭刻这种铭刻之不可能性，我们可以锁定它所处的位置，即引发了一系列失败的创伤性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社会总是不一致之域，社会总是围绕着某个构成性的不可能性结构起来的，总是被某个核心‘对抗’刺穿。”“幻象基本上是一个场景，我们以它填补‘根本不可能性’这一真空；幻象基本上是一个屏障，我们用它遮掩空隙。”创伤意味着意识形态总是不完美的。
“社会总是被对抗性分裂刺穿，而对抗性分裂是无法被整合成符号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幻象的关键是建构一个社会愿景，但这样的‘社会愿景’中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幻象的关键，是建构一个没有被对抗性分工割裂的社会，在那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互补的。”在德国的纳粹主义中，“犹太人：一个外在因素，一个外来之物，将腐化堕落带入了健全的社会架构。简言之，‘犹太人’就是一个恋物，它既否定又体现了‘社会’的结构上的不可能性。”要反驳对犹太人的指控，正确的回应是：“不是‘犹太人真的并非如此’，而是‘排犹观念与犹太人毫不相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形象是缝补我们的意识形态系统的非一致性的一种方式。”
五、崇高客体
崇高客体是“一个被提升到不可能的原质之高度的、实证性的物质客体。”“例如，在国王身上就看到过崇高客体的概念：好像在寻常的躯体之外，国王还拥有一个崇高的、缥缈的、神秘的、使国家人格化的躯体。... ...我们这些臣民，觉得要把国王当国王对待，因为他是真命天子；但实际上，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我们像对待国王那样对待他。”国王作为国家的人格化身便是一种崇高客体。
例如，极权主义领袖“不会对臣民说：‘你们必须追随我，因为我是你们的领袖。’相反，他会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什么都不是，我之所以干了现在这个差事，只是因为我是你们意志的表达、化身和执行者，我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 ...领袖的基准点，他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而援引的实例（人民、阶级、民族）并不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有通过恋物癖的代表，作为恋物癖的代表，党和领袖才能存在。”领袖作为极权主义的化身便是一种崇高客体。
极权主义的领袖乍一看并没有恋物癖式的误认，但事实是，“‘支持党的统治’是由‘人民’一词‘严格指定’的——归根到底，在所有的世界里，这是在所有的世界里用来界定人民的唯一特征。这是人民的真正成员只是那些支持党的统治的人的原因：那些不利于党的统治的人，会被自动排除在人民之外；他们会成为‘人民之敌’。”
权力的结构总是一种恋物癖式的误认。“民主秩序的基本特征在于，出于结构上的必要性，权力之位是空位。在民主秩序中，主权在于人民，但是，如果人民不是权力主体的集合，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悖论，和有关自然语言的那个悖论如出一辙：自然语言同时又是最终的、最高级的元语言。因为人民无法直接统治自己，权力的位置就必须永远是空位；任何人占据这个位置，都只能是暂时的占据，都只是作为代理来占据，作为对实在界——不可能的君主的替代者来占据。”
“崇高客体本是平凡的、日常的客体，但它相当偶然地占据了拉康所谓‘原质’的位置，占据了‘欲望的不可能——实在界的客体’的位置，这才成了崇高客体。”例如，fuck这个词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读音，它没有任何魔力，但却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冒犯，甚至你说出它时也感到莫名的舒坦，也就是说，fuck占据了一个崇高客体的位置，然而这是偶然的，因为在中文里这个位置被“操”占据着。“只要占据了大对体中神圣/禁用的空位，一个完整系列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就会围绕着这个位置建立起来；客体或行为，尽管极其平凡，还是无法获得或实现。”
六、主体
主体试图把语言作为表现自己的形式，但“符号再现总是扭曲主体，符号再现总是位移、失败，也就是说，主体无法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能指，他总是言之过少或言之过多”。例如，我饿了一天肚子时，我会说我很饿；饿了三天时，我会说我超级饿的；但我饿的程度总是和我的言语不匹配的，要么饿得太多要么饿得太少。换到意识形态的例子上，如果社会想要通过意识形态作为表现自己的形态，那么这呈现出现的永远与真实有差异。
但是，“社会本身并不存在，社会已被打上严重匮乏的标志。它不可能获得与自身的充分一致性，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能性，作为实体的大对体、社会已经成了主体。”（符号网络总是必要的，因为失去符号网络，主体便一无所知，此时便没有了主体。）“离开了大对体，离开了发挥异化功能的符号网络，主体无法获得内容，无法获得实证一致性。”
“主体（意识）想看破隐藏在幕后的秘密；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因为幕后一无所有，而一无所有‘就是’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指的）主体与（幻象的）客体关联在一起，甚至完全同一；主体是空隙，是大对体中的洞穴，而客体则是填充这一空隙的惰性内容；因此，主体的整个‘存在’就在于填补这一空隙的幻象——客体。”例如，我想探究什么样的人才会被视为“好人”。当我认为某人是好人，我会把他作为好人的案例；当我认为某人不是好人时，我便会排除他作为案例。根据这些案例，我最终发现了“好人”应具有的品格和标准，但是事实上，这些好人案例都是先被我视为好人才会作为样本的，所以这一发现实际上毫无意义。
在康德看来，人们没有能力看到表象之后的“自在之物”；在齐泽克看来，“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要不去看，表象后面就是空无一物。例如，臣民只要不对国王俯首称臣，那么国王使其为“国王”的秘密便不复存在，而臣民也不再是“臣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