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从参观香港海防博物馆说起。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如果一直假以“怨妇”式的叙述中，我们很难理解这段历史是如何演绎的。我们对于历史的观感和认知也会出现偏差。一个认知与视野封闭的国家是不会看到广袤的世界。
在讲究差异与共存的世界里，竞争无处不在。强弱的转化不但在于外力的介入，也在于内部的应对。
阅读中国近现代史的切入点一般是从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说起。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对于这场战争，中国的历史称之为“鸦片战争”，而英国一方称之为“第一次英中战争”和“通商战争”。中国对于这场战争的肇始的叙事始终采用的“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一个定义。
如果我们远距离观察1840年的时代我们将采用什么样的感官呢？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出现的“坚船利炮”该如何正确理解，以及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采用一种更为平和和客观的理解呢？
而这正是在阅读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中所需要采用的方法。大历史的叙述方法历来为我所摒弃，我更愿意采用一些微视角的观察去理解这一段历史。正如在英国历史的表述中将这场战争定义为“通商战争”一样耐人寻味。
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著述中无一不提到来自海洋的“坚船利炮”。这四个字好象从这场战争开始就己经决定了胜负各方，但是船如何坚，炮如何利，以及这之间的差距何在，只能依赖想象。
在香港海防博物馆里的一些展品和实物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解释。
大清帝国的海防延续了明一代的海防，海防不过是陆地防御的延伸，尤其以炮台为重，而海防的关键---水师还停留在渔船该军用的功能上。这样的水师在近海作战的能力只能限于驱逐盗匪。
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中我看到明代、清代的火炮装备和士兵装备。清一代的火炮更多的是使用明代的“红衣大炮”。至清一代，针对火器的装备更新基本上没有。火炮和火铳是军队的火力重器。而这样的火器射程不过300---400米之远。军队的作战能力更多依赖的还是刀枪弓箭。单兵作战的能力则应该是以“武艺”制胜。勇则勇矣，可能发挥最大的还是匹夫之勇。
在清代士兵兵勇的军服那个大大的“勇”字上我停留了很久。除了这件宽大的军服之外区别军民之分外，一把长腰刀和一顶斗大的斗笠就是一位士兵的基本装备了。这顶斗笠可以用来做什么呢？用来遮盖阳光？还是紧急是当作盾牌？这件竹编的斗笠可能不具备抵御刀砍斧剁的冲击。
而作为1840年从英国乘船而来的士兵，从英国出发经行印度洋，再转至南海最快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一只舰队的补给不可能一次完成，应该是沿途完成的。而且长途跋涉的军队的战斗力如何保障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些军队如果临时征调，则不太可能完成远征而又要必胜的战争策略的。
英军士兵在1840年配备的单兵作战武器是火帽击发式滑膛步枪+长刺刀。此种枪械彼时量产，机件可以量产。单兵操作时射速为每分钟3到4发，射程为300米左右。
如果凭借单兵作战还不足以制胜，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火炮。完备的说法应该是火炮和步兵的协同作战。
在香港海防博物馆我看到了英国制造的几门火炮。类别如下：
1830年代英国贝利佩铸造厂制造：六磅前装滑膛炮
1830年代英国贝利佩铸造厂制造：九磅前装滑膛炮
1840年代英国制造：十二磅前装滑膛炮
1861年代英国制造：二十磅后装线膛炮
1860年由德国克虏伯铸造的七十七毫米口径野战炮
1870年代英国制造五英寸第一型后装大炮 此炮重1930公斤，炮内有膛线20枚。有效射程8700米，此炮长度3.5米。
1880年代英国制造十英寸后装后装大炮 此炮重32513公斤，发射226公斤炮弹。此炮长度8.7米。
如果对军事及工业略有了解的人一定会发现这些火炮在名称上的变化。从1830年到1880年间五十年间，火炮从前装转到后装，这意味炮弹的配置出现。火炮也开始转向以口径展示威力。而且出现膛线。有膛线的火炮意味这更为稳定及准确的射击。
在以上展示的火炮中，在1840年出现在鸦片战争战场上应该是六磅、九磅、十二磅和二十磅的前装滑膛炮。这一类的火炮不但依赖于材质，也依赖工业制作。而且还是必须依赖火药的生产。实现量产的同时，也还需要必要的标准。当英国的舰队出现在海面之时，可能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在理解了船坚炮利之外，这些有关工业和工艺的问题，还远远不曾领会到。
而我们观看近代史时，还必须注意的是对于远征中国的英国军队而言，武器装备和舰船是从英国生产，军队可以在印度整编，后勤补给的线路需要跨洋而来。而这一切则是需要一个高度协调的组织才能完成。在面对这些历史遗存的时候，我们观看历史时，会怎么去想这些从实物引发的思索呢？
站在这些历史实物面前，从每一个标识牌前经过。这些物件给到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更为深层次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