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凤凰国学

我们知道，宋代夜禁制度松弛，城市中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市民的夜生活很是丰富，酒楼茶坊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瓦舍勾栏每晚都上演精彩节目，令人流连忘返；店铺与街边摊营业至深夜，乃至通宵达旦；街市上热闹不减白昼。城市夜生活的展开、市民对黑夜的开发，离不开一个前提条件：发达的照明。如果没有明亮的照明工具，在黑夜里，大伙儿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早点洗洗睡。

也因此，我们看宋人描述夜生活时，总是提到灯烛。《东京梦华录》写道，“凡京师酒店，……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最豪华的樊楼，“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樊楼的灯火，成为东京的繁华象征，深深铭刻进宋朝诗人的记忆：“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铁围山丛谈》记述，“（东京）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多年之后苏轼回忆起马行街的繁荣时，也写到“灯火”：“蚕市时光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

宋朝都城的元宵节，更是不眠之夜、不夜之城：“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家家灯火，处处管弦”，繁闹之地点燃巨烛，“照耀如昼”。 灯光，消弥了白昼跟黑夜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夜晚与白天一样光线明亮、人声喧哗。

那么宋人用什么照明呢？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因为答案众所周知：不就是油灯吗？

油灯确实是古时最常用的照明工具，不过，你未必知道，宋代的灯具与燃料悄然完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迁（变迁的时间起点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但变迁的完成则是在宋代）。汉代的油灯，多使用动物油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西汉铜卮灯，即发现有疑似牛油的残留物。动物油脂凝点低，常温下为膏状，燃烧时光线昏暗，且冒黑烟（我们看出土的汉朝灯具，多带有导烟管），还有难闻的气味。

到了宋代，动物油脂已很少见，人们点灯普遍使用植物油脂。南宋庄绰的《鸡肋编》比较了几种植物油的优劣：“油，通四方可食与燃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芝麻；……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灯；……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此当治风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为灯，但烟浓污物，画像之类尤畏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乌药，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以胡麻油为佳。跟动物油脂相比，植物油脂优点明显：排烟较少，也没有难闻的气味。

从出土的灯具实物来看，汉代灯具多为青铜器、铁器与陶器，以青铜灯的造型最为繁复、华丽，如1985 年山西朔县汉墓出土的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由衔鱼雁首（灯盖与烟管）、雁身（灯架兼吸烟装置）、灯罩及灯盘组成，四个部件均可拆卸。灯盘有手柄，可转动；灯罩是两块弧形屏板，能开合，既可挡风，又可调节亮度；雁腹内盛水，油脂燃烧所产生的烟雾，通过鱼腹和雁颈组成的烟管导入雁腹，最后沉淀于水中。整个灯具设计之高妙，令人叹为观止。

（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到宋代时，青铜釭灯已十分罕见，陶瓷灯具成为最常见的照明工具，而且灯具的造型比较简单，往往是单体的碗、盘和钵。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宋代青釉洗式五管器，出土自简阳东溪镇宋墓，研究者相信，这是一个五芯灯盏。跟西汉的彩绘雁鱼青铜釭灯相比，这件青釉灯具可谓朴素无华、平淡无奇。

（宋代青釉洗式五管器）

这说明了什么？宋人的工艺水准不如汉代吗？当然不是。毋宁说这是汉代灯具应用不广的反映。试想一下，华贵的青铜灯具，价格不菲，平民百姓哪里用得了？自然是皇室贵族、官宦之家，或富有的平民家庭才得以享用的奢侈品；而简单的陶瓷灯盏，则是值不了几文钱的寻常之物，再贫穷的家庭，都买得起一只陶瓷灯盏。

换言之，汉代时，很可能只有皇室贵族、官宦豪富及一部分富有平民才使用灯具，多数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老百姓恐怕并无夜里点灯的习惯。“凿壁偷光”的故事即发生汉代，汉《列女传》也记述了一贫女，家中没有油灯，只能与邻居“会烛相从夜绩”，而受到邻家奚落。再据《汉书•食货志》，冬天农闲时节，妇女有“相从夜绩”的习惯，夜间纺织为什么要聚在一块？自然是为了共用灯盏。可见汉代时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备有灯具。

因为灯光的匮乏，夜晚意味着普遍的黑暗，这也导致古人对黑夜产生了深切的恐惧，这种恐惧体现在法律制度上，又形成“黑夜禁忌”，如居延汉简中的一则逮捕法条规定：“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周礼》亦记载了古老的夜禁制度：政府设“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梁楷《蚕织图卷》局部）

而在宋代，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庶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植物油燃料得到广泛使用，灯盏的结构也明显趋于简化，灯具的材质普遍采取廉价的陶瓷，意味着油灯作为一种寻常的日用品，已普及至千家万户。从南宋梁楷的《蚕织图卷》（黑龙江博物馆藏），我们可以看到，住着茅屋的普通养蚕户，家里都点着油灯。宋代夜禁制度的消亡，也可能与民间灯火的普及有关联。

传承经典，步道天下。虽千夫指，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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