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这电影的可怕之处在于，如果这事情真的发生了，第一批死的就是看起来衣食无忧的我们----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更上面的人，他们是碰不到的，他们每次报复的都是社会地位比他们稍微高一点的人，还见得到的还够得着的人。

所以，在上面的，他们没有恐惧，他们可以只在乎利益；在下面的，没有希望，更多的是绝望；只有在中间的，他们恐惧而渴望。

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一幢摩天大楼，价值都不在它们本身，价值是一个无限循环的系统赋予它们的，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市场经济的那个东西。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社会学需要进步的原因。

《小丑》是一出美国人歌颂农民起义的电影，在这个时候出来还真是应景。我对这种电影无感的原因是，我读过一些历史。那些被压迫的人们所谓的站起来了，几乎都象征着文明上一个可怕的倒退。比如，游牧民族对其他文明的征服就是一种摧毁，他们在征战的过程中不断地掠夺，只能抢了就走，他们没有重建的能力和知识。

虽然我对于我接下来要陈述的观点有过反复地思考，但是我对其学术价值尚不敢有任何信心可言。如若这篇文章的论述方式多少给人一种我在讨论学术的感觉，我只想澄清我并不将自己定位如此。我确实对做学问怀有憧憬，接下来的文字更多是对于我未来几年的学习和研究方向做一个展望。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来自于一个对于群众这个概念的思考，这个思考围绕着一个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日益严峻的问题：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的程度之大，会不会动摇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即矛盾更少的社会形式总会取代矛盾更多的社会形式，所得出的结论，即民主政体会是历史的终结。

对于上述的民主政体作为历史的终结的说法，以及我对其可能的反驳，我先进行如下解释。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的概念不表明历史事件的永远终止，这不代表人类历史作为一个伴随文明发展而发展的路径将就此消失。其意义在于在其之后的人类历史则是“人类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被找到并开始通过强力传播。此后的历史，则是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的传播史。”（《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弗朗西斯 福山）黑格尔那个时候的科技水平限制了他对于这个思考可能进行的现实考量。标志历史的终结的重要概念，即“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就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黑格尔个人相信1806年的耶拿战役之后就标志了历史已经终结。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个概念的实现，并不只是因为西式民主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原因同时也来自于对于现存的民主的反思。

2016年是一个标志，这一年里英国民众公投决定脱欧，随后美国选出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两个在民主进程中做出的决定威胁甚至破坏了在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格局。在全球化已经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潮流的背景下，令人深思的是，这个来自于群众的选择的结果以及其带来的影响，不禁令我对历史走到这一步的成因感到困惑。

当我们回到历史的终结这一个议题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不管一个社会是处于极权统治还是民主政体之下，都缺乏对公众舆论的正确引导，即以最终达到群体理性为目的的舆论引导的能力。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著名的学说是精神分析法，而精神分析法又集中谈论人的潜意识及无意识的精神活动对于其行为的影响。从这个想法出发，我们会自然地联想，如若将精神分析法的核心理念用于对群体心理的分析，分析的结果会引向什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一个侄子，名字叫做爱德华.博内斯，他最著名的主张是他对于群体理性的信心的缺乏。“缺乏”当然是一个中庸的评价，事实是他对于群体理性毫无期待。他相信群体是非理性的，也出于这个不信任，他相信对于社会进行操纵是必要的。即便对社会进行操纵这个想法听来耸人听闻，爱德华.博内斯的主张后来变成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名词，名叫公共关系，这个名词更加让人感到熟悉的简称，叫公关。

对群众无理性的理解引向了一个对于黑格尔的历史的终结的另一种理解。再之后的考虑来自于这样一个想法，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世界格局，最终被推动的究竟是民主政体还是市场经济。从概念性的解释出发，也就是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推理，一个类似于柏拉图的写作方式的社会进步进程，即矛盾更少的社会总会取代矛盾更多的社会（类似于柏拉图著作中的“对话”，也被称为辩论，自相矛盾更少的那一方被看作更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做一个重要区分。人类在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推进的究竟是民主政体的传播还是对市场经济的认可的传播。过去几年之间发生的事情证明民主社会并不具有更强的消灭矛盾的能力，而是不断地激起新的矛盾，并且在过去几年的政治里，甚至利用过激舆论达到获取选票的目的。但是，民主社会不具有控制其释放出来的疯狂的能力，即民主制度无法有效地遏制民主制度激发的矛盾。

鉴于这只是一篇对于个人想法的记录而非严肃的学术探讨，对过去的200余年历史的一个可能猜测，我们能不能进行这样一个假设，即人类历史的终结的确发生在18世纪末，但是，与其归功于民主政体的确认和传播，不如将这个成就献给来自对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宏观实践及其成功所引向的更深远的传播，这个伟大的优势就在于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纠错能力，人们可能的确是已经找到了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只不过功劳不在任何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上，而在经济学家上。

市场经济是否与社会形成紧密相连，并且在后面的几千年里是否与社会本身一样是群体博弈的必然结果暂不会在这篇文章中被探讨。仍然，在人类文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今天，市场经济依然被证明是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从那之后的人类历史只不过是对这个陈述的证明，而这个就可以被假设成历史终结的最后发现 ：即人类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对庞大的，同时进行着生产和消费的系统做出优化的方式。

如若我上面的假设被认作正确，即民主制度并不能作为一个完整地为解决社会内部矛盾所用的制度，尤其当其甚至在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时候，我们能否在不改变物种（即人类过去将来一直如此）的情况下找到一个社会模型，将移除由群众的非理性所带来的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阻碍，用对大众心理的进一步认识防止因为人类无法克制的野蛮本性使得文明出现任何形式的倒退。

我的确不认为人们需要那么多外在表象所体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内心。其原因在于，为了达到与这个自由相匹配的理性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非理性的群体有各种可被利用的途径，于是他们所认知的自由就变成了向一个错误方向不断推进的工具。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社会模型是否有可能建立，尚有许多我还没有想通的悖论，我写下了这些文字，为未来四年的学习建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