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历史作为一部败亡的总记录，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呢？智仁各得，皆有归处！
公元1658年，广东顺德人陈恭尹与同乡何绛“访故人于海外”的途中行至现广东新会厓门时，有《厓门谒三忠祠》诗：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来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乡谊何绛也同时做了一首《厓门谒三忠祠》诗，收录在何绛《不去庐集》中：
双峰如阙水迢迢，恍惚洪涛怒未消。
相国有祠遗异代，书生无泪洒前朝。
空闻谢豹啼荒殿，无复黄龙起暮潮。
礼罢苔阶长太息，满厓风雨正潇潇。
陈恭尹和何绛行至崖门时可能是在春天，而在这个季节里，崖门正是风急浪高之时，崖门之外的浩荡汪洋中，更无他二人的容身之处。对于陈恭尹、何绛二人，同处此地之时，内心的波澜只怕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两首诗作里既有两人不同的过往，但都指向了同一个命运未来。厓门，对于两位奔波在野的人来讲，也是理想与现实的交汇点。
厓山位于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厓门镇，银洲湖水由此出海，也是潮汐涨退的出入口。东有厓山，西有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就像一半开掩的门，故又名厓门。后来史学家广东新会人陈垣曾描述过崖门地理形势，他这样说道：
崖门与汤屏山对峙海口如门，故谓之厓门，即张世杰瓣香祝天之地、巨风覆舟而死之地也。门阔数里许，每大南风起，水从海外排垯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复为门所扼，其势益大，故厓门春浪最称奇观。海水有时分清浊而色。
对于崖门的故事，陈恭尹与何绛均为读书人，不可能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他们可能无法预料史书、诗歌、传说中记载的事情，会再一次的在他们这一代再次排演一遍。从公元1646年上溯到公元1279年，时间仅过去了不足四百年的时间，在1279年这一年，宋朝的臣民十几万人就在这里义无反顾的蹈海而亡，来自西北大漠的蒙古军队林立在厓门之上望着海面上密密麻麻的浮尸终于定下心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在中华的史书中有了“厓门之后无中华”这样的说法。时至今日，广东新会厓门有三忠祠，广东深圳赤湾有宋少帝墓，香港九龙半岛有“宋王台”遗迹。
陈恭尹与何绛在这一年这一地时，他们内心中的愁苦与悲愤都记录在这两首《厓门谒三忠祠》的诗作里了。公元1658年，其历史纪年还为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陈恭尹与何绛被夹在时代与时局的中间了。对于陈恭尹来讲，“十载愁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自从陈父----陈邦彦在公元1647年殉国之后，的确是过去了十年了。这十年之间也是陈恭尹呼号奔走的十年，国仇家恨对于陈恭尹来讲就是这十年生活的主题，但是这十年以来种种的努力均化为遥不可及的泡影。陈恭尹笃信和追随的年号“永历”在地理位置上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陈恭尹望着崖门之外的大海，同时在心里也清楚的知道，他再也找不到那个“行朝”的位置了。至于去哪里，他自己可能也会产生一阵的虚无缥缈之感。“停舟之时”也都是片刻喘息。在此之后，下一个系舟之处在哪里呢？
也就是在1659年，陈恭尹探听得知大明永历皇帝已经南逃至缅甸，至此中华之境内再无大明寸土。陈恭尹也至此返广东增城新塘，波澜不兴的化为“遗民”。陈恭尹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或许只有罗浮山才能明白陈恭尹。而陈恭尹的这首《厓门谒三忠祠》诗《粤东诗话》谓为：“大气磅礴，大笔淋漓，寄托遥深，卓绝千古”。陈恭尹的诗作中也以此首诗为代表。
我们现在重新得到这首诗，与易代之际相关。也只有在变幻莫测的朝代更替之际，也才有会这样悲情之诗从人的口中吟诵出来。而上述这个故事来自张晖所著的遗作《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是由左东岭撰写，名为《历史叙述的细化与文学研究的拓展》，这一个标题的确定与本书所展示的内容相当的贴合。朝代更替之际多为乱世，如果采用“大历史叙述”的方式无非是又一次在“成王败寇”的循环中再一次强化“天命所归”的正当性。那样的历史中是见不到凡人，也不会如此细致的看到陈邦彦、陈恭尹父子的命运与生活。在大历史面前，有关个人的叙述都会被一笔带过。但是张晖在《帝国的流亡》中将这些个人从残存的历史中一一摘拣出来，并再次将其放置在大历史的环境中，我们也终于从不完整的历史中得以窥见这些个人是如何从急剧变化的时代中选择了各自命运。
左东岭先生在序言中起笔在“易代之际”四个字上。按照中华历史的传统，也只有在“易代之际”才会生出种种变化出来，而不是在升平之时的四平八稳的沉闷。而“易代”一说，若是从书生嘴里说出来，都是要砍头的。哪一个朝廷不是“受命于天，万世一系”呢？历代中华的历史书中，对于“易代”之说尤其谨慎。其结果是往往是笔墨未干，人头已落地。这也铸成了各朝各代“一发不可收拾”的结局。每一个败局风都处于循环往复的陷阱里不能自拔。也只有到了“易代之际”，沉痛之余的反思才会有货真价实的底气。前朝种种不是才可以放心大胆的说出来。
张晖在这本遗著《帝国的流亡》中已经基本完成了框架式的叙述，尤其在上编《诗歌中的流亡》中叙述与脉络已经相当的清晰了。可惜天不惜人，此著述戛然而止。但张晖所着眼细化到个人的历史叙述却是相当的动情，在易代动荡之际中的个人，更显得栩栩如生一般。而且张晖选择了一种更容易接近这些人的方式------诗歌。写文章或许还有些冠冕堂皇的装扮，诗作往往是个人的私人物件，也在这些诗歌中，个人的命运与情怀才会展现无遗。我们也由此在这些诗文中看到一个人在跌宕中如何踉踉跄跄惆躅而行。再进一步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自己所要秉持的内心。
在《帝国的流亡》这本遗著中最伤人的乃是下编《流亡中的诗歌》，这里收录的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易代之际的“绝命诗”。也是在这些绝命诗中我们将一首诗和一个人联系起来，看到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亡，这里的死亡大多是“主动”而非“被动”。易代之际，有的人会在乱世中努力“求生”，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一心“向死”。这些“绝命诗”在惶恐、坚决、从容之间构建了一群人的形象。也为一个时代更替留下了不同于“官史”的注解。阅读这些“绝命诗”，就会有一个词语逼仄而来，不得不让人面对-----“气节”。这个词汇想必在汉语中已经销声匿迹好久了。这个词汇怎么解释都不太尽善尽美，但是这这些“绝命诗”中，“气节”这个词语突兀的要紧，把人逼得无处躲藏。
在《帝国的流亡》有一附录为：南明诗人存诗考。这篇附录相当值得细细研读，与前文的上编、下编首尾呼应。这篇附录是个人行传，也是历史被细化之后的着力点，这些诗人的存诗因其所处时代的原因，文献及资料往往容易错失和缺失，再加山后世之人可能有意的删削和禁毁，所以这篇诗人存诗考罗列的资料获取起来相当的不易。不过在“官史”中不曾出现的，有可能就会出现在地方志和私人著述中得以侥幸留存残纸片言。我们也只能通过这些仅有的痕迹一步一步去补充那个曾经努力抗争过的人的模样。
另外，对于张晖这个人和这本遗著，我只能说相当的遗憾。天不悯人，奈何！奈何？
易代之际总是呈现沉痛之状，身处彼时的人痛到无法想象，而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揣摩这痛感的程度到底几何？
对于明史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有过一段极热烈的时期，而明清易代之际又是明史研究的重点所在。这种史学热潮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阐述的一样：这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这句话不仅仅是作为过去历史的总结，也是对于其时时势的总结。当下的历史不好说，就拿历朝历代的历史来说事，中国的历史就有这样的特色。经验总结得汗牛充栋，可惜就是无人汲取。反而是作为演练的执行指导手册一般再重新演练一番。于是乎，人仰马翻，遍地沉疴。“书生从来欠砍头”，又再一次翻出前朝往事来细数谬误。所以明史研究在七八十年代从土里翻出来不足为奇。在那之前，《甲申三百年祭》过去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不过在张晖的《帝国的流亡》中那些个人没有那么不堪。
公元1644年煤山之变时，明崇祯帝遗诏云：““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历数中华历史中“官史"的记录，崇祯帝可能是历代皇帝中第一个悲愤自戕的皇帝。即便这个皇帝有心无力，在人生的结局时还能“以民为重”也算是尽了天子之责了。
公元1644年之后，明朝京师顺天府失陷，天子殉国，此时李自成大顺国据有淮河以北原明朝故地，张献忠的大西国据川府一带，大清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东北地区，且控制蒙古诸部，明朝的残余势力据有淮河以南的中国半壁江山。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士人多辗转向南而去。自1644年至1683年，明朝据淮河以南抗清并节节败退，历经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及明郑时期。其中永历坚持了十六年，至1662年（永历十六年），大明其实已经彻底结束了。这一年也是清康熙元年。有关于明清易代间起起伏伏的事，一直到1729年清雍正刊行《大义觉迷录》才告一段落。这个时间点距离1644年已经过去了85年，掐指一算，正好是两代人的时间。至此之后，大清正式成为“天命所归”，而大明成为前尘往事了。
对于当下的明史研究来讲，南明史是正让人侧目的一段历史。正如前文有说对于南明的弘光、隆武、邵武、永历、鲁王监国的经历来讲，这是一部”节节败退“的记录。对于这一段历史而言，还是《桃花扇》中的唱词说的简单明了不拖泥带水。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南明史，除了是一部“明”史之外，还与“南”有关。更与南中国息息相关。在张晖的《帝国的流亡》中，如果细查这些有幸被记录的个人，不外乎来自江南及南粤之地。从江南而来的人称之为“南下”，由粤地而来的人称之为“南上”。这些人追随着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的行朝辗转各地，散了聚，聚了散。流离失所，奔波呼号。其中大部分人到了人生的最后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后都在托身山野、寄命沙门、逍遥道家、隐匿山水中找到自己的命门所在。
有关详细南明史可以参看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上下两册。不过这《南明史》仍是帝王家事，不似张晖这本遗著来的近人。
只恐输赢无定局，治由人事乱由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