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西北云贵高原东南麓,那儿有一个小村庄,小村庄以覃姓为主,据说它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它座落在方圆几公里的平地上,平地的东面、南面是连绵的群山,西面、北面是层峦起伏的丘陵,一条笔直的村级公路从村里延出,向西拉长,1.5公里后与一条乡级公路汇合,然后由北向南到达3公里以外的镇政府所在地、15公里以外的县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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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老屋就座落在该村庄北侧,它座东朝西。太阳它,每天早上从屋后的群山中升起,每天黄昏降落于层峦起伏的丘陵中。
我家现在模样的老屋,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老屋,只能说是新的老屋。该屋是个平房,2008年建成,150平方米、一层高。
新的老屋建成之后,我一直没有住过,每次回老家,都是白天去老屋,晚上或回镇上、或回县城的房子住。
但让我念念不忘的是真正的老屋,也就是我孩提时代(上世纪70、80年代)居住的老屋。
那是爷爷1949年亲手缔造的老屋。泥砖,爷爷自己下地打;瓦片,爷爷自己烧;圆木支柱、横梁、间隔板,爷爷自己花钱买原材料,请方圆十几公里的木匠加工。这个房子,当时在我们村里,可是少有的豪宅,一是地面平整,房子平地而起,出入方便,不象一些邻居家的房子建在乱石堆上、或斜坡上,高低不平。二是房子大开大合,结构合理,大门在西面,几间卧室一字排开位于房子后小半部分(房子的东侧),余下的部分作为堂屋,面积达150平方米。
爷爷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伯父,结婚没多久患病去世,我二伯母带着两个堂姐嫁到别的村。因此,爷爷把这五间瓦房分成两半给了他大儿子一家和小儿子一家。我们两家人,各住半边,我们家在南边,大伯父家在北边。刚开始分房子的时候,中间是没有间隔墙的,我们两家共用一个大门、一个堂屋长达12年。
我们家的厨房在主屋的南边,1974年建成,大伯父家的厨房在主屋的东北边,比我家的建造时间稍早一点。不同的是,我们家的只有三面墙,它是倚主屋的墙而建,厨房与主屋连成一体,爷爷和父亲在主屋的墙上挖了一个洞,这个洞就成了主屋通达厨房的门。伯父家的厨房四面墙,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由主屋到厨房还得经过两道门,但厨房与主屋距离不到两米。
我们两家都在靠主屋主体墙的位子搭了阁楼,阁楼里可以住人,可以放东西。那时候,家什物件多,临时不用的东西可以往阁楼放,为房子腾出不少地面空间。
当时爷爷由大伯父家赡养,吃住在老屋的北侧,奶奶由我们家赡养,吃住在老屋的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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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父孩子5个,我们家小孩4个,加上老人、大人,整个家族15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出入一个大门,同用一个堂屋。
老屋成了我们小孩欢闹聚乐的好场所。玩捉迷藏,偌大的主屋,加上两间厨房和主屋前方两侧的两个猪圈,随便找个地方一躲,躲在卧室里、阁楼里、厨房里、猪圈里,找人的小伙伴,不费功夫肯定是找不到的。
我最喜欢玩的滚铁环,也可以在主屋的堂屋里随时上演,从南边到北边,可以绕好大的一个圈,乐此不疲。
堂屋还是自行车的训练场。我的自行车技术是在那儿学会的。我家的大自行车,解放牌,是老爸老妈专用的交通工具。有时候乘他俩不在家,我就推出来,跃跃欲试。但那家伙实在太大,我力气小,一个人掌控不了,更不够高。只好向堂哥们求助。我的三个堂哥,从不推托,轮流当我的师傅,在车的后面把控。我手扶羊头,两脚踩在踏板上,屁股悬空,小心翼翼地向前骑过去。骑着骑着,慢慢地掌握了自行车性能,也是在不知不觉间,堂哥们悄悄地松开了手,让我一个人在前面骑,他们在后面跟着跑。后来,过不了多久,我可以单飞了,从老屋骑到了村公路上,再从村公路骑到乡公路,直至骑到县城。
上世纪70、80年代,农民固守土地,谁家的劳动力多,谁家就占优势。而伯父家的劳动力多,且年轻力壮!伯父最小的小孩比我大四岁,而我又是三个妹妹的大哥,更多的时候,是伯父家的人帮我们家干活,不管是家务,还是到田地间劳动,都是如此。
我个人对伯父家有一种依赖感,不仅是依赖伯父家帮我们干活,还得依赖三个堂兄给我提供安保,到外面撒野,不怕别人欺负,因为我有三个哥哥!
大伯父练有一门手艺,在自家开了个小小的裁缝店,村里男女老少经常扯着一块布来找他,他拿起尺子,边量边征求他们的意见,不需两日,一件量身定做的衣裳就新鲜出炉了。
大伯父还经常亲手免费给我制作衣服,我童年的衣服,50%是伯父做的。一直到初中二年级,大伯父做的衣服,我都还穿在身上。
老屋前的那块平地,小男孩们在那儿赛砣镙,小女孩们跳皮筋。大人也会在闲暇时,支起一张桌子,打一会儿牌,或聊一会儿天。
爷爷身体好,70多岁的他来去自由,经常到邻居家串门,还经常下地干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盛夏的时候,每天早上我刚刚起床,就看到爷爷大汗淋漓从外面挑着一担猪草回到家中。爷爷闲不住,每天天刚朦朦亮他就出去干活了。爷爷还是一名党员,有些文化知识,当过村支书,闲暇时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书,看一些革命书籍。我经常跑到爷爷的卧室,翻他的书,听他讲革命故事。尤其是当年日本人入侵我们当地遭受游击队抵抗的故事,每次听,都让我热血沸腾。
奶奶身体弱,几乎每天都呆在家里,除了吃饭睡觉,大字一个不识的她就坐在为自己准备的棺材盖板上,与一些来找她的老奶奶唠嗑,那棺材已然成为我们家特制的沙发。奶奶夏天手拿着一把大扇子,一边聊一边扇风;冬天捂着一个小暖炉,一边聊一边烤火。几个老人一唠嗑就唠个半天。
爷爷奶奶乐善好施,对村里一些穷的实在揭不开锅、上门借米的老乡,从不拒绝,米借出去了,也从不过问。老乡还也就还了,不还爷爷奶奶也不往心里去。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一个外省来的补锅匠在我们村前的空地上摆起小摊,边摆边吆喝,瞬间村里来了很多人,把自家的锅拿给他补。闻声而来的爷爷也提了锅过来,等爷爷的锅补完以后,天色已黄昏。补锅匠把爷爷递过来的钱给挡了回去,说道:“你的钱我就不收了,到你家借宿一晚如何?”爷爷顿时一楞,他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但很快,爷爷就和颜悦色地答应了。当天晚上,补锅匠在大伯父家吃了饭,吃过饭以后,和爷爷睡在了一起。
提到留宿,还有很多。前面提过,我们村离镇上只有几公里,但山里的村民离镇上就远了,有十几公里,这些村民有时赶集回来晚了,进不了山,就凭着与我奶奶的一面之交,径直来到我们家里,借宿一晚,等第二天天亮了再继续赶路。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借宿,我家成了免费的客栈。
逢年过节,大伯父与我们家一般都会聚餐,聚餐时把平时摆放在厨房的饭桌搬到堂屋,两个桌子一拼,两家人(其实在爷爷奶奶看来就是一家)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吃饭。爷爷和奶奶坐在主位,孩子、孙子孙女、重孙子重孙女分而坐之,四代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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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先是大堂哥迎娶了大嫂,随后,堂姐也到了出嫁的年龄,随着两家的孩子渐渐长大,同住一屋给大伙带来了不便。父亲在征得爷爷和大伯父的同意后,在主屋的正中间,从下到上、从前到后垒起一堵墙,于是老屋被分隔成两半,至此,两家人才算是真正地分家。
隔墙建起来后,爷爷和奶奶依然如故,爷爷和大伯父家继续住在一起,奶奶仍旧与我们家住在一起。
虽然中间隔了一堵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两家人之间的往来。所不同的是,来往要绕行了。
谁家杀只鸡、杀只鸭,都会给另一家送几块肉过去。谁家的大人外出了(尤其是我们家),谁家的小孩就到另一家去用餐。
1986年,79岁的奶奶去世。一年之后,爷爷也去世了。1998年,大伯父因病去世。三位老人的丧礼都是在主屋前的平地上举行,主屋墙上挂满了白幡和挽联,平地上安放着棺材,棺材里安放着老人的遗体。我们这些子孙后辈,跪在棺材前,在主持人的安排下,向着棺材行礼。
爷爷和大伯父在老屋里住了一辈子,而奶奶也住了大半辈子,但最终,他们以离开人世的方式告别了老屋,到死才离开老屋。
1991年,我母亲随父亲到父亲所在单位,成为一名后勤工作人员,脱离了土地。而我们几个子女也都正值求学年龄,一家6口住在父亲单位狭小的宿舍里,一直住到2002年。2002那年父亲在镇上买了一块地,修建了一栋小楼,我们一家搬进了新房。
母亲到单位上班后,我们家的土地由二堂哥、三堂哥两家经营。脱离了土地,我们回老屋的次数就少了,但逢年过节必须回去,村里的红事白事,那是更少不了。
1995年,我的三堂哥把自家的房子(主屋的一半)推掉(大堂哥在此之前已经到村里的别处建了房子、二堂哥在单位上班),修建了一间平房,几年之后,又在平房的基础上修建了两层,成为三层小楼房,同时把原先爷爷留下来的厨房打掉,而在楼房的西面新建了厨房。
至此,爷爷留下的五间瓦房只剩下了我们家的两间半。随着岁月的延伸,加上长期不住人,老屋愈发显出它的破败。但老屋是我们认祖归宗的载体,就算是不住人,也要极力把他保护好。从1991到2008年,对老屋的大小维修不少于10次,每次维修,父亲都是亲力亲为,先是到市场上购买砖瓦、木头等材料,再请车辆把它拉回村里,然后请师傅修缮。
2008年春节,远在省外上班的我,又一次回到老屋,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老屋。当天是大年三十,我和母亲、妻子从镇上家里出发,提着年货,来到久别的老屋供奉老祖宗。当时的老屋已经破败不已,残垣断壁,有一种摇摇欲坠的迹象。
2008年春节过后,父亲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老屋推掉,在二堂哥楼房边上建起了一个平房。至此,爷爷留下的主屋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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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的老屋建起来了,而且建成已长达9年时间,但在我心中不可磨灭的仍旧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老屋。
于我而言,我在老屋呱呱坠地,我在老屋快乐成长,老屋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而我们一个大家族,和和睦睦、亲亲切切、恩恩爱爱,互相眷顾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
虽然,现在住在老屋原址的只有三堂哥一家人,但原址就是我们家族的根,我们家族的本,我们家族的脉。
老屋,它承载了我们家族几代人太多的记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家族观念、风俗在这上演、在这传承。
每次回去,看到老屋原址,我就想起,想起爷爷奶奶慈祥的笑容,他俩亲自缔造的好家风,代代相传,我们子孙后辈耳濡目染,养成自立自强的品质,靠自己辛勤的双手过上了好生活。
每次回去,看到老屋原址,我就想起,想起大伯父的心灵手巧,想起儿时穿在身上的新衣裳。
每次回去,看到老屋原址,我就想起,想起一个家族欢聚的快乐而温馨的场面,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就在这个老屋里,这几十年,走出了4个大学生(我、我小妹、我二堂哥女儿、我三堂哥女儿),3个中专生(我父亲、我二堂哥、我二妹)。当前,除了我父亲退休和三堂哥女儿还在读大一外,上述的几位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这就是爷爷奶奶给我们后人修的福,这就是老屋所给予我们后人的福气,我要倍加珍惜,并努力将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