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包中，似未见张惠言对苏轼的“罗织”之文，于此补上：
“此东坡在黄州作。阳居士云（《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卷二）：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
张惠言，明朝人，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在《词选序》中提出“寄托比兴”的主张，在应用上，有偏颇僵硬处。像这则词话，把温、欧（实为冯）、苏三人的词强行解释，把个人遭遇当作是词的主旨所在。如果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僵化的结果，读者在接受诗词时候，它的就有了唯一的方向——指向作者的写作初心（这个“初心”还往往结合个人大致的生平遭遇），进而，诗歌的尽头就成了考古学，证伪或者证实。从而，诗歌也就失去了活泼泼、自由的个性，丧失了绝大部分的审美体验和趣味。王国维看重“赤子之心”，求“真”，对张惠言这种强行附会的“罗织”认为是“固”，多有不以为然之意，最正常不过了。
但是，张惠言的这个提法，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刻、悠久的土壤。
从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到汉朝的《毛诗序》的“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关雎》被解释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到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朱熹，再到明朝的张惠言，可以说，文学的教化功能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值得一题的是，常州词派发展到后来，周济提出了“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给读者的咀嚼、联想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点，比张惠言这个开创者有了长足的进步。
所以，我以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会出现带有时代特点的文学评论。今人亦无需过于愤概以前的时代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