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炼丹及其死因
Li guorong
炼丹是道教企求不死成仙的最基本修炼方术。所谓丹，有内外之分。外丹，是指以丹砂、铅、汞、硫等天然矿物石药为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内丹，是通过内炼使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而成丹，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历代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恋丹药。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热心炼丹的皇帝。
雍正在藩邸时，就对道家药石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对“内外丹”就有所认识。雍正即位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赞赏他“发明金丹之要”。
至迟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服食道士炼制的“既济丹”。他自我感觉服后有效，还赐给宠臣服用。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鄂尔泰具折奏呈说，一个月前皇上赏赐的既济丹服后“大有功效”。雍正批复说，把既济丹与秋石兼用并服尤其好。雍正还劝田文镜放心吃丹，说：“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
雍正八年春夏之际，雍正大病一场。为了治病保命，雍正手书朱谕，命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也就在这年冬季，雍正开始在圆明园升火炼丹。这本是机密事件，正史不见记载。可是，在清宫秘档中仍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的一些原始记录，就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在这一档册中最早出现的有关记载，是在雍正八年十一、十二月间，共有4条，这里例举一条：“十二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矿银十两，黑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记此。（入匣作）”
在此可作几点分析。第一，几条档案都注明物品传用归入“匣作”。按例，配给匣作的燃料，只是用于粘制木匣纸匣所需胶料浆糊的熬制。可是，据统计，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竟耗用桑柴、煤炭4400斤，显然其用途不限于制匣。第二，传用物品的地点都在秀清村，这里位于圆明园东南隅，背山面水，十分僻静，是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去处。
第三，传用物品的官员，除了雍正的心腹内务府总管海望外，还有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介入，这点足应引起关注。第四，更重要的是，传用物品中既有大量燃料，又有“矿银十两”，还有“化银”之说。据此可以推断，雍正八年末，在圆明园秀清村开始为雍正烧炼丹药。
雍正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再灭。在雍正九年到十三年的《活计档》中，这类记载便越来越多。如雍正九年的“六所档”，雍正十年的“南薰殿并圆明园头所、四所、六所、接秀山房总档”，雍正十一年的“四所等处档”，雍正十二、十三年的“六所档”，都有这类内容。根据档案记载，雍正为烧炼丹药，在这一时期传旨进用的煤192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制器皿以及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据统计，自雍正八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的59个月内，共传用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月两次半还多，地点基本都在圆明园内。
据载，为雍正炼丹的道士主要有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深谙“修炼养生”，“为炼火之说”，在圆明园主持炉火烧炼事宜。张太虚、王定乾等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金丹。雍正服后感觉良好，并赏给宠臣。《活计档》载，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曾两次赏发“丹药”，一次是三月二十一日，向大将军查郎阿等4人各赏一匣，另一次是四月初一日，向散秩大臣达奈赏赐一匣。这两份档案都有“内大臣海望交丹药”字样，而且两次赏赐旨意都是“圆明园来帖”传发。可知，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圆明园御用炼丹点炼制的。
然而，纵观历史，长生不老的企求总是伴着服丹丧命的悲剧在帝王之家屡屡重演。中国古代先后有十五六位帝王死于丹药中毒，正是欲求长生，反致速死。原来，所谓的神丹竟“怀大毒在其中”，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是含有毒素的，对人脑五脏侵害甚大。从这个角度上讲，旨在长生的丹药无异于害人的毒药。好丹服丹的雍正也难以逃脱丹毒丧身的厄运。
关于雍正的暴死，一直是个谜。现在看来，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的“证据”似乎较充分些。
首先，雍正服丹中毒的推测，一直是雍正死因的一家之言。近年，随着清宫档案的发掘，雍正服丹致死说越来越引起史家的关注和认同。从档案记载着，雍正常年服食丹药，有毒成分在体内长期积累，最终死于丹毒当是正常的。
其次，《活计档》有一则雍正死前圆明园用铅记录，很值得注意。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圆明园二所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炼丹常用的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雍正在园内暴亡。史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着因果关系的丹药中毒事件。
第三，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破绽颇多。雍正死后的第二天，乾隆就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若非此辈惹下弥天大祸，乾隆何需于万机待理之际对两个小小的道士大发肝火？乾隆特意强调，皇考雍正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若果真未曾服丹何须辩解，这不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诏告吗？就在乾隆下令驱逐道士的同一天，又宣谕太监、宫女不得妄传“外间闲话”，“恐皇太后闻之心烦”，违者“定行正法”。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第四，对炼丹道士处置的一点历史对比。雍正服丹丧命，炼丹道士本当处以极刑，可是乾隆仅是“从宽驱逐”。笔者在写作《帝王与炼丹》一书时发现，历史上竟有完全雷同的事件发生过。据《旧唐书》载，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新继位的唐高宗担心大唐天子服丹致死之事传开成为世人笑柄，而将合炼丹药的天竺方士
“放还本国”。可见，在这件事上都是这样：先帝服丹致死，新帝不愿把事情张扬闹大而将炼丹方士赶走了之。从对炼丹术士的处理上，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证明”雍正恰像唐太宗一样是服丹丧命的。
（《光明日报》199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