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成为统治你的暴政| 警惕那些让你不自由的“知识”

      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

文| Joy Liu

曾经有来访者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如果我没有接受这么多教育，也许会活得更幸福。”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赞同她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告诉我，自己在恋爱当中会“想很多”，这些想法都是怀疑的声音：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谈恋爱，对方是不是不适合谈恋爱，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这么焦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对方是不是有问题。

我不得不说，我十分欣赏这位来访者的才华，并且她如此勤奋地尝试了解自己，学习心理学，看了很多文章，也看了很多书。她所有的学习，都让我非常欣赏。

同时让我十分苦恼的是，所有她学习的这些“知识”，都让她陷入了更深的绝境：她觉得自己是不安全的依恋类型，觉得自己的人格特质就是属于特别焦虑型的，觉得曾经父母彼此的背叛让她对亲密关系充满不安全感......所有的“知识”，最后都成了她病理化自己的工具。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被家长和老师教育说：“知识改变命运。”

可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很多知识都可能成为枷锁，很多知识都可能让我们看不到人生的更多可能，还有很多知识为我们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够“改变命运”？

1. 知识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权利关系

用福柯的话说：知识的本质是一种权利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唯一真理”的话，那么“掌握真理”的人，对其他那些“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就有一种权利。“权威”两个字就是这么来的：如果我是“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话语就更“真”，我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更有话语权。

同样，任何一个定义，其实都是一种权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作为一个“心理专家”，对于什么叫做“抑郁症”有了一个定义，那么似乎我就可以给符合这个定义的人贴上“抑郁症”的标签。对方对于自己是否是“抑郁症”，似乎没有什么话语权，而我则有这样的权利。

在【像我们一样疯狂】这本书里，伊森 . 沃特斯（Ethan Watters）的文字让人触目惊心。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抑郁症是怎么在日本变成一种“流行病”的。他采访了跟葛兰素史克公司（巨大的制药商，也生产抗抑郁药物）打过交道的科迈尔教授。

科迈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所目睹 的，是一个跨国制药公司努力地重新定义心理健康的语言。这些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触及对人性的文化概念，以及人们如何过日常的生活。而这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这些公司正在颠覆长久以来关于疾病和疗愈的文化信念。”

在20世纪90年代，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类疾病在日本没有多少人关注，因为在日本当时的文化里，承受深度的悲伤不但不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力量和卓越人格的标志。

“在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迈克尔在访谈中这样说道。比如美国推销员的那种外向，热情和强势性格，如果在日本或者中国，就可能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欠妥。

所以葛兰素史克公司是如何把抑郁症推广到整个日本，并使之成为一种流行病的呢？

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请来了写畅销书【神奇百忧解】（抗抑郁药物）的作者，并在日本最大的电视网络上做了一期50分钟的特别节目。节目宣称美国人在识别和治疗抑郁症这类的情绪障碍方面远远领先于世界。这个节目似乎触动了人们的神经，葛兰素史克公司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从前，人们并没有把不幸福（比如离婚或者自杀）跟抑郁症联系在一起。葛兰素史克公司通过艰苦的努力，拉拢了日本最有声望的医学研究人员和精神科医生。只要研究的是他们生产的药，制药公司就会提供研究经费。如果有研究显示某个上被怀疑的药物既安全又有效的话，那么研究成果就会被制药公司大肆鼓吹，而研究者则被作为顾问付以高薪。

最后这些人基本征用于制药公司的市场研究了。而这些研究成果的公布，本质上同时起到了为制药公司事先设计好的消费需求作证明和宣传的作用。

最近看到某个“心理学”大号宣称全球有3.5亿人在承受着抑郁症的折磨，看到这个标题我不寒而栗。不是因为有这么多人“被抑郁症折磨着”，而是因为我们俨然已经被制药公司和某些“心理学权威”病理化了。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都“精神疾病”，那是不是这个“精神疾病”的定义本身就有问题呢？

如果“抑郁症”的“患者”有3.5亿，我猜焦虑症，躁郁症，强迫症等等的“患者”，加起来用30亿吧！如果有什么是制药公司希望看到的，那便是全世界范围内“情绪障碍”和“精神疾病”的流行。

当有人宣称我们“有病”时，我们的确要谨慎的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权利关系。这种“你有病，我有药”的逻辑里，到底是谁在受益？

可能你会反对我说：难道那些自杀了的人，不是因为得了抑郁症吗？

我想说的是，关于自杀和抑郁的“因果关系”，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流行起来的。它似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知识”和“常识”，但我想说，自杀和抑郁，并不一定有什么联系。人们在感到绝望时的那种感受和行为，也许并不是被我们称为“抑郁”的那个东西。

关于“情绪障碍”的流行化，我会在本月的另一篇文章里邀请你详细探讨。现在，我想再举一个例子。

在一次培训中，我当来访者跟老师对话，然后就聊到我跟伴侣之间的一些矛盾。后来有位同学在给反馈的时候说，她觉得我就是焦虑型依恋类型，而我的伴侣是回避型。

当时这些话让我非常不舒服，因为我在想：如果我认同了她对我们两个的判断，我岂不是会很绝望，毕竟我和伴侣都是“不安全的依恋类型”了，不是吗？而根据依恋类型理论，这些不安全的依恋都是小时候养成的，长大之后需要找一个“安全依恋”型的人，并且在很多年之后，才可能会改善。

更要命的是，在依恋理论里，焦虑型和回避型往往会彼此吸引，并且彼此伤害，唯一的方式就是分开。所以我从一个本来只是跟伴侣在表达愤怒的方式上不同，变成了彼此人格上的障碍，而且还要分开才行？是谁给了一个人如此判断另一个人的权利？

肯尼斯 . 格根说过：任何对于“真理”的宣称，其实都是一种暴政。

我想最后举一个例子。在我20岁的时候，被某个直销化妆品品牌的推销员拦在路上，硬生生地拽去听一堂“护肤知识”课。然后一直以来都只用大宝的我，知道了原来我“必须”要用爽肤水，“必须”要用乳液，晚上还要去“精华液”，化妆之前一定要用隔离，冬天没有太阳的时候也要用“防晒”……最后，从只用大宝或者干脆什么都不用的状态，我得到了护肤的“知识”，知道了原来自己“必须”用这么多东西才能让皮肤好。

更可怕的是，他们告诉我，如果不从20岁的时候开始用这些，到了30岁就会比同龄人老很多。这听起来是多么的吓人啊！

她们给到我的“护肤知识”是那么的让我不安，因为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很多生活的主权，要花很多钱去遵守这些“知识”。不过倔强如我，最后我还是决定“老娘就不用这些怎么了”。如今，我30岁了，护肤品主要还是十几块钱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什么都不用了，看起来似乎也没有比同龄人“更老”。

有趣的是在我妈妈那个年代，所有这些“知识”都是不存在的。冬天还要涂防晒霜，are you kidding me？你确定这不是生产防晒的制造商们希望我们获得的“知识”吗？这样他们的产品不仅仅在夏天有人买，冬天也一样。化妆品商们每开发出一种新的产品，就在为我们普及新的“护肤知识”，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不管是化妆还是护肤，“需要的步骤”都越来越多了？那是因为每多一个步骤，就多了一条产品线。你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大的力气，才说服我们用隔离霜，BB霜，CC霜，或者其他什么产品。

所有知识的本质都是一种权利关系。当我们要去接受一个“知识”或者“定义”时，首先要问问自己，这样的知识或者定义，是怎样的一种权利关系？接受这样的知识或者定义，到底是谁在获益？这些知识，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更多的自由，还是更多的限制？

2. 对知识的深度反思

我记得自己的咨询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把任何文化拿来比较高低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当我们开始评价一个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站在自己文化的框架内，用在自己文化中重要的价值，来评判另一个文化的好坏。

同样的，当一个人宣称掌握着关于别人的“知识”时，是否也是站在对自己重要的价值上，去评判另一个人呢？

其实我们很少能真正掌握对另一个人的“知识”。你可能会反驳我说：不对啊，你看那些做心理学实验的人，不都是在观察和测试被试吗？难道他们观察和测量到的，不是关于别人的“知识”吗？

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看，关于另一个人的“知识”，是被我们建构出来的，它并不是“真实地存在在那里”，而是一种我们的解读和建构。这种“知识”给我们造成的困境就是：如果我们通过观察，说一个人现在很开心，但是她自己却说此刻其实她很忧伤，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真相”呢？

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我们没有权利去“掌握”关于另一个人的“知识”。因为当我说了关于你的“知识”之后，其实是我被赋予了定义你的权利，可是我并没有这样的特权。

这种观点，其实对于习惯了现代性“权威”思维的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挑战的。我们习惯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有怎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样的选择等等。可是我们也要想想，这样的思维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一次次被人定义时，留给我们创造自己生命的空间还有多少？

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正是把“知识”的主权交给自己。

没有人可以断言你是怎样的人，或者有怎样的问题（当然也许你自己已经病理化自己很久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知识”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现在很多来访者找到我，说自己有怎样的问题，甚至是“情绪障碍”，我总是会问：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自己贴上了这样的标签的？这个标签对你做了些什么，对你的生活和你怎么看待自己，又有怎样的影响？

关于你自己的知识，可能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从小我的父母告诉我，因为他们吃得盐比我走得路还要多，所以他们的人生经验我需要听从，我想成为一个画家，他们说我会饿死自己并且赚不到钱，我想学心理学，他们说以后找不到工作；在学校里我的老师告诉我，我作文写得字数太多并且观点太“与众不同”（果然现在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对不对？），以后这样写东西会扣分......我都听了，可是那时候我活得很不快乐。最后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终于决定这些别人的“知识”，可能不适用于我，所以9年前我开始学了心理学。

就算是学心理学的路上，也一直有人告诉我什么才是对我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学精神分析吧，毕竟每个人都在学，毕竟“精神分析是咨询里对人性分析最透彻的流派”。可是我却偏偏被后现代深深吸引。当然了，后现代并不反对精神分析，但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精神分析并不是唯一真理，它只是我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一个视角，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视角存在。

所有他人对于我们传授的“知识”，或者关于我们的“知识”，都是从他们的传统出发，代表着对他们重要的价值。所以在咨询中，来访者要求我给建议时，我会小心慎微，我会明确的告诉对方，我的建议有可能并不适用于你，并给出几个不同方向的建议。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提供对话的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跟来访者共同探寻她的资源和办法，因为她才是自己生命的专家。

如果我们对知识没有反思，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知识的“奴隶”。任何宣称掌握了“真理”或者“科学”的人，都可能在我们身上滥用我们给予他们的权利。

如果我们对知识没有反思，就会不经意间交出了自己生命的自由和可能性，让他人来定义我们，或者让他人成为我们生命的专家，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如果我们对知识没有反思，就没有机会思考，什么样的“知识”给予了我们更大的自由和智慧，而什么样的“知识”创造了更多的苦恼，分裂，彼此不信任，和问题。

今天Joy想邀请你继续对知识反思！

关于【怎样的“知识”，才能真正改变命运？】这个主题，我将在下周继续邀请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