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段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时期，总感觉那个时期的人们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很多老一辈的大家、大师，也都生长自那个年代。几年前慕名买了《民国风度》这本书，书籍给人的感觉古朴而又自有一分低调有力的姿态。书中的那些“校长们”、“学者们”，都各有千秋，短短篇幅，只些许描绘了只言片语、行事性情，人物却仿佛走出了纸页，让人看到鲜活的面孔，着实入心。

间隔几年，迎来了《民国风度2》，接续《民国风度》的风格，收录了时代多数略晚于前一本的33位大先生们。这些先生们，多数都已经故去了，只留得淡淡身影、朗朗风骨让人怀念；少数仍然健在，坚守着那一份来自民国时代的气质，一种“士”的精神。他们是真正当之无愧的“先生们”，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诠释“先生”二字。他们身上，与当下的浮躁势利风气最为不同的、最珍贵动人的，就是那份初心不改的真性情。

做学问的真

先生们的真，首先都是在各自的做学问上。不管是出于爱国热情还是个人兴趣，一旦选择从事研究的学问，他们就心无旁骛，苦心钻研，不为外界所动。做学问，就是他们的第二生命。

好多先生们的事业都是从零做起的，又经历了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艰难时期，基础条件极度有限。可是他们不怕，越难越勇。“我们想吃馒头，但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从种麦子开始！”“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谢家麟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先生也都是这样做的。这种不畏艰难的豪气，是那一代科研人皆备的风貌。

他们多数都经历过重重苦难，但他们从未把这些放在心上，名利、前途也并不在他们的脑子里。个人的浮沉荣辱，对先生们来说，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只是一心一意的做学问，沉浸在其中。他们治学的心，就是“纯粹”。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认认真真从头到尾阅读一篇文章了？可是你看这些先生们，“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好文章，他（杜道生）就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下来。”对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先生们几乎全都云淡风轻。“百科全书”式人物来新夏，自比“瘦骆驼的水囊”，只是让人干渴时“姑且喝上一口”；古文字学家杜道生说自己一辈子只做了“当学生和教书两件事”。

对生命的真

先生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做学问和事业中去了，他们从未想过停歇，70、80、90，年龄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数字罢了。他们以宽容的姿态接受时代的变化，在不断的学习中延续着自己的青春，拓展着自己的生命。就像98岁硕士毕业的赵慕鹤所说“脑子动，人就活”。

来新夏74岁那年开始学习电脑；杨敬年91岁时买了电脑，百岁之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刘兴诗70岁时开始学习使用电脑，76岁时开通了博客；潘际銮86岁时，仍然把“退休”看作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86岁的罗国杰在病情刚刚好转时，就开始对着电脑整理书稿，说明一下，老人使用五笔输入法，字根烂熟于胸，打字飞快；杜润生把钢笔换成中性笔，90岁时第一次打电话……先生们永远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从未给自己设限，年轻人会的日常工具，他们一样也不差。他们在学习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就像从事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圈内流行的顺口溜：“60小弟弟，70正当年，80加油站，90写写书。”他们的精神头远远超过现如今许多90后的小鲜肉们，年龄是他们的一半、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我们，该是很惭愧的吧。

对晚辈的真

先生们对晚辈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愈发让人从心底佩服。

“李（佩）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我想起了读大学时候，学院里一位80多岁的院士曾经给新生们上公开课。两个多小时，瘦瘦小小的院士始终挺拔的站在讲台上，讲述步行到西南联大、搭建宿舍的往事，讲述对我们的期许。台下400人的大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过道都挤满了人。其实那会儿并不能完全体会那一代的风骨和底蕴，但看着院士讲课的样子，20岁的我由衷佩服。整个教室的学生们，都被院士的风采吸引住了。

先生们对晚辈的关切，点点滴滴，总是竭尽所能，给晚辈青年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引导晚辈的成长。讲台上，年事已高的先生们，仍在坚持多给年轻人讲课；私底下，对身边每一个普通学生都殷切关心。能得以亲耳聆听这些先生们的教诲，是青年之幸。

那一代的先生们，多数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他们的真诚、他们的学识、他们的胸襟、他们的真性情，正是我们当前时代最缺少的精神。忙时、累时、怨时、怒时……听听这些先生们的故事，他们会给我们的心底注入力量，教会我们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观照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2017.04.26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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