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去年年末的分享，把最后一趴内容分享完。
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其新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
今天想分享的，是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
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
如果身边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 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
人们每天都身处市场造就的切实不安全感之中，政治力量对这种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
相反，“被包围的城堡”的心态，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是可以积极培养的。
民众普遍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对抗过剩，限制废弃物，只是这种需求不再建立在社会不安全和社会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脆弱性和人身安全之上。
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一场毫无准备、被迫卷入的战争的附带牺牲品。
与这种直接、剧烈的威胁相比，过去那种对于过剩的恐惧相形见绌，甚至不复存在。
“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是一个新生词，专门用来指代世界性边域环境中的过剩人口。这种新边域环境被无法抑制的猛烈全球化力量制造出来。至今为止，全球化驱动又掉地址了所有驯服和监管的尝试。与现代过剩人口有关的各种恐惧压倒了更传统的对于过剩本身的担忧和焦虑。
参考文献：[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