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的书信
袁俊宏
我的家在陇东一个连路都能走丢了自己的山沟沟里。
因为没有电话，信是我与家的唯一联系方式。尽管每次给家里写信时信封上都写了详尽的地址，可乡里送信的就是找不到这个地址，经常跟路一样把自己走丢在山沟沟那些神出鬼没的地方，找不到自己的家门，气得邮递员恨不能一把将山沟沟里的路提起来全部扯断。
邮递员有了一次丢失自己的经历后便不再为我家送信，所以，我给家人的信常被扔在乡政府那个邮电所，被老鼠咀嚼得遍体鳞伤，等待找上门来的父亲领它们回家。
新兵的信多，老兵的病多。
凡是有过一截军旅生涯的人都认这个理。
当兵之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不到五十公里的县城。可这军装一穿就跟插了翅膀一样，脚一抬，眨眼之间便在千里之外，跟一些南腔北调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你想，这该多新鲜呀。可由于自己的家乡土语生涩拗口很多人听不懂，别人鸟语样的方言没人翻译，我半天弄不明白意思，所以，对所见所闻的新鲜事想发表的言论，就如压满了弹夹的子弹随时等待击发一样。就这样，父母成了我瞄准的靶标，信成了那飞行的子弹。
什么柏油铺的路多么平展，怎么不颠了；火车长什么样了；连长的脸有多黑，指导员的话有多暖，班长的手巧得会缝被子了；广东的小张冻得尿裤子了，四川的小王没米饭吃哭鼻子了；部队的馒头多白了，自己一顿吃了八个还觉着不过瘾了，等等。总之，凡是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全被我塞进了那小小的信封，有时真担心信封肚子里装的话太多，负担太重，走不到我那山重坡复的家乡。
那时的形象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信疯子。
疯狂地写信，痴痴地等信。除给家里写信外，还给所有的同学写，给知道地址的亲戚写。每天除训练、吃饭、睡觉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写信上，一天写几封信是常事。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副瘦弱的肩膀扛着好几条沉重的担子。所以，等父亲有空闲去取信时，我的信便成班、成排的编制早已等在那里。父亲取回我的信，就跟领了一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宣讲团回家。
父亲后来告诉我，在我刚当兵那阵子，贫穷的家里最开心的事就是一家人像冬天围着火炉取暖样挤在一起，读我写给家里的信。
后来，有了对象，满肚子的废话又全部倒给了她。明知许多都是空话、假话，可她就是爱听，有什么办法？也许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看那些无聊的话，她的目的可能只是想看看熟悉的字。看不到人，能看到可代表这个人的字，也会得到些安慰吧。
那时，不但自己狂写疯寄，而且希望对方也能如法炮制给自己，恨不能用信给自己砌个房子，一个人钻在里面，把每个字的笔画一个个拆下，当柴点燃，温暖每一个孤寂的日子。
人们常说：女人因为昏了头才结婚。可人真正昏头还是结了婚以后。生孩子、洗尿布子、买米、买面、换液化气等等这些做单身时从不操心的事，全部得摆上议事日程，装在脑子里，记在心上，无论是头、心，还是手、脚，没一个有过周末的时候，写信因此成了课外作业，有工夫了就写，没工夫了就算。
特别是女朋友变媳妇了，天天见面，没了距离，便不用写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就放在肚里发霉。同时，由于社会进步了，与朋友的联络方式大多由信改电话、电子邮件了，信只写给不通电话也没电子信箱的父母，但数量远不及以前，以前是倾销式的，现在是救济式的；以前是我的信等待父母去取，现在是父母经常等取我的信。而且信的长度像女儿手中的铅笔，越写越短，就跟现在的一些领导在批件上签字一样，除了同意，就是名字，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也没有一点人情味，想父母读我的信就跟我们听领导讲话一样。
领导不讲话不行，我不给家里写信也不行。
有了电脑后，一日练打字，顺便给父母打了封信，连信封也让打印机代劳了，寄给了远方的山沟。
一个星期左右，从没给我打过电话的父亲从乡政府我的一个同学处，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最近好着吗？”“没啥事吧？”这样的话父亲一连问了好几句。
我有什么不好，吃的是国家的，穿的是国家的，住的是国家的，虽算不上小康，可起码也小温了吧，知足得很。就说一切都好。
父亲似乎还有什么话要问，可犹豫了半天再没吐出一个字来。
没过几天，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一见我，啥话不说，直盯着我的手看，看得我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了？”
“你的手好着吧？”
“好着呢？！”
“好着为什么不用手写信？”
听了父亲的话，想起父亲打电话并大老远从我们那山沟里辗转到省城看我的真正原因，我的眼泪泉一样，一下子涌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