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作品。是由作者在哈佛大学诺顿诗学讲坛上的演讲稿扩展而成，该书从《圣经》起，评述了西方文学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荷马、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等作家作品。

        开篇，哈罗德·布鲁姆沿用其《影响诗学》（《事实性的悲哀》一文）所杜撰的词“事实性”（facticity）概括《圣经》及其作者J的地位，所谓“事实性”其意指一种偶然的，不可回避、不可变更的非自由的事实、状态或境况，这种文化上的事实性意味着限制、压抑、紧闭等含义，不仅如此，这样“无情的事实性”（brute faciticity）往往致使我们对某种文化事实产生无意识的依赖性。《圣经》及其相传的几位作者在此意义上钳制着我们对文明源头的想象，我们偶然陷入此境却终究无法同化它；此外，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诗与信仰是两种对立的认知方式，但却具有共同特性，即既发生在真理与意义之间，又同时疏离它们，但是，唯有通过原创性，诗或信仰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哈罗德·布鲁姆以其“实用批评”的姿态分析若干片断，试图显示《圣经》的诗歌的这种原创性。

        在第二章《从荷马到但丁》中，哈罗德·布鲁姆首先借用尼采对两希文化的对比，通过“竞争性”引出《荷马史诗》（主要是伊利亚特），在他看来，恰恰是竞争而不是传承决定了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喀琉斯在美学上的绝对优势胜过了大卫、约瑟、雅各，而莎士比亚是足以挑战这位英雄的第一批代表，但在布氏看来，维吉尔则是荷马的牺牲品。按照布鲁姆的描述，但丁如果要奔向贝阿特丽采，就必须超越其父亲维吉尔，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才真正迈向了自己的成熟并成为一位异乎寻常的强力诗人。

        对于哈罗德·布鲁姆而言，不论从《西方正典》到《莎士比亚：人类个性的创造者》，还是从《影响的焦虑》到《误读图示》，莎士比亚无疑是其批评的中心，更是构成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经典的中心。在本书中，布鲁姆以莎士比亚对马洛、乔叟、英语《圣经》的影响开始，进而分析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性。布鲁姆将莎士比亚的笔下的“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哈姆雷特、福斯塔防、伊阿古、李尔王串联在一起，证明在规范修辞风格和（关于人性的）观点方面，莎士比亚是唯一能够抗衡《圣经》的，即便是莎士比亚对《圣经》的征引，重点也不在信仰而在诗，在此，莎士比亚教导我们，信仰是对文学的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误解，而文学自身的原创性，那经由莎士比亚所证明的，影响着我们惯用的表现人物的语言模式。布鲁姆也通过莎士比亚的论述回归了他的“自我美学”，而弥尔顿及其笔下的撒旦正是自我美学的推进。弥尔顿不会在真理与意义之间徘徊，而坚信自己就是真理的体现，因而他的生活充满意义。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弥尔顿的力量来自于诗歌，他的力量是激情，一种欲求更多生命的情感。

        到了启蒙文学和浪漫主义，哈罗德·布鲁姆企图从崇高入手，他认为我们应当从上述“自我主义”的崇高转为否定的崇高，换言之，人文主义的肇生是崇高的败落，在崇高诗人——弥尔顿、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济慈、惠特曼、史蒂文斯那里，他们在强调人文主义时必然抛弃崇高。在布鲁姆看来，这种否定性的崇高意味着，所有强力的诗人都必定要毁灭神圣的真理，让它变成传说和老歌没因为诗歌力量的基本条件是，新歌，自己的歌，始终必定是一个人的自我之歌，不管它是叫《神曲》、《失乐园》还是叫《弥尔顿：两卷的诗》。每一个并非属于自己的神圣真理都讲成为需要更正修改的传说与老歌。上述诗人的无疑在这一意义上从“竞争-冲突”阶段，构建了前现代的诗歌史，而这些诗歌又在影响的意义上比古典更现代，比现代更后现代。

        在最后一章《弗洛伊德及其他》中，布鲁姆以弗洛伊德引出了包括卡夫卡在内的犹太作家的悖论：源自犹太又很原创。这里，布鲁姆又回到了起初对《圣经》的论述，并认为卡夫卡无疑成为了犹太传统中的事实性和偶然性。卡夫卡以内省的创作方式回应了犹太教的隐秘的传统，他以逃避的方式书写（布鲁姆借用列奥·施特劳斯的比喻），不仅意味着文学史意义上寻求新的否定以及对旧的否定的修正，更意味着对自身传统的否弃，即对犹太教的直接了当的否定。这像是对弗洛伊德的某种回应，后者认为，所有权威，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都引发了我们身上的罪，因为我们都参与了对图腾父亲的谋杀，我们所有人多少都病了，都受到我们对文化不适的困扰。最后，布鲁姆以贝克特结尾，贝克特拒绝去描述精神的现实，但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说服力地运用艺术形式表现了它。

        这部演讲合集依旧体现了布鲁姆“批评的个性”，他的若干经典概念与论说反复出现，并且依旧以“对偶式”批评——如卢梭的观点“没有他人的帮助谁也无法全部享受自己的个性”——为基石，借以一种真正不间断的文学史观念——从影响、焦虑到冲突-竞争的文学史模式，完成了自己对经典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