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甜的童年

合社,就坐落在春草塘屯的东南角上。它的北面紧挨着我家,其余的东、西、南,都不靠人家。孤零零的三间土平房、外加一圈儿板杖子、就形成了春草塘屯以及周围十里八村的购物中心。在两扇木头大门的南边挂了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天台公社光明大队春草塘屯供销合作社”。愿他妈的写啥就写啥,反正当时我是一个字儿也不认识。只知道这个地方叫合社,大人们这么叫,我也跟着这么叫。至于叫什么,我是漠不关心的,倒是摆放在木头柜台里的饼干和麻花儿常常让我禁不住地咽下口水。再就是合社房东头儿的那块空地、经常让我流连忘返;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

腊月的傍晚,我和小伙伴们正在合社东边的空地上玩儿打尜儿。当时天气奇冷,我们却玩儿得热火朝天:狗皮帽子的耳朵挽了起来,棉手套更是没有一个人戴;一个个穿着露腚小棉袄、跟头把式地跑,嘴里吐出大团大团的热气。

这时候就听见从远处传来了:“越!越……驾……!”吆喝牲口的声音。我们立刻停了下来,扬起通红的小脸儿,顺着声音望去。

功夫不大,就见一挂毛驴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赶车的正是合社主任王继海;实际在春草塘屯只有几个人当着他的面儿的时候才叫他王继海,其他的时候一概叫他的外号儿 ——王五眼子——他在家排行老五,一张大饼子脸上长着两只母狗眼睛;最出奇的是他的眉毛——又黑又短,在眉毛之间又长了一颗足有大拇指甲大的痦子。无论远看还是近看,都像长了五只眼睛。

“都闪开,闪开……”王五眼子一手牵着毛驴子的缰绳、一手拿着鞭子,冲着挡在驴车前面的我们粗暴地喊着。拉车的毛驴子就是平时拴在合社西边那个棚子里的大黑,因为长了一身黑毛,所以我们都管它叫大黑。它长的又高又大,每当它饿了的时候,便会把头抬起来;眯缝着那双大眼睛,张开嘴、露出那口焦黄的板儿牙、冲着天、发出一串悠扬的叫声。

这挂毛驴车是合社的主要的运输工具。眼下来到年跟儿了,这次去县城进的货可真不少。

一尺半高的车厢里装满了煤,在煤的上面又装了两只大花篓、三个纸箱子、一大梱烧纸,还有一些零碎儿;所有这些东西都用一根绳子拴着。

毛驴子大黑勾着头、迈着急促的碎步、左右摇摆着脑袋、一股股的白汽从他那粗大的鼻孔里喷出来。在它的下巴上、眉毛上、还有那张长长的馿脸上,都挂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王五眼子戴着的那顶皮帽子——春草塘屯唯一的一顶皮帽子,两只帽耳朵放了下来,帽带儿在下巴处打了个结儿;把腮帮子和耳朵包了个严严实实。露在外面的那张大饼子脸冻得通红,眉毛和胡子也都挂了一层霜。身上那件军大衣领子竖了起来,在腰间还系了根草绳子。

“驾!……”随着吆喝,毛驴车“轱辘辘……”地进了院子。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先是往旁边一闪,然后紧随着驴车也进了院子。

“卸车!快出来卸车!”王五眼子在院子里将驴车停住、冲着屋里喊。

“回来了,五哥。”售货员张德平是个个子不高的年轻小伙子,听到喊声、他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

“赶紧往下卸!”合社主任王五眼子也不看张德平一眼,说完这句话之后把鞭子往腋下一夹、径直往屋里走去。快到屋门口的时候又冒出一句话:“这他妈天,能把人冻死!”

“你赶紧上屋暖和暖和吧,五哥。”张德平边说边往下卸货。他卸下一样儿就往屋里拿一样;我和其他小伙伴儿眼巴巴地看着车上的东西一样儿一样儿的见少。就剩两只大花篓了,一阵阵清香的气味就是从那里边散发出来的。

毛驴子大黑的缰绳没往任何地方拴,但它仍然稳稳的站在原地;偶尔用前蹄刨几下脚下坚硬的冻土。毛驴子可能是饿了,就见它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将头抬起来,冲着西北天际那一抹血红色的晚霞,来了一声抑扬顿挫的长嘶。接着它又把尾巴翘起来,放了一串长屁。

“花篓里装的是冻梨。”

“也可能是冻柿子。”

我们对花篓里的东西猜测着。

“五哥,帮我抬一下。”花篓挺重,张德平一个人没整动;他冲屋里的王五眼子喊道。

“真完蛋!装车时我一个人搬上来的。”王五眼子很不耐烦地从屋里走了出来,看来他还没暖和过来;皮帽子仍然戴在头上,只是把帽带儿解开了,两只棉手套还挂在胸前,系在腰间的那根草绳子不见了。

他们俩很顺利的把第一只花篓抬进了屋,转过身来抬第二只。张德平跳上毛驴车,他想把花篓挪到车边儿、然后再下车和王五眼子一起抬进屋里。他弯下腰、两手一用力,花篓却没动;他却滑倒了,张德平一个腚蹲儿就坐在车后把上。花篓也因为他那么一推、正好砸在毛驴子的屁股上。还没等张德平起来,驴先行动了:就见它先是颤抖了一下,随即就把脖子往后一扭、继而又将头扬起、然后就是一声短粗的嘶叫!紧接着就把前蹄儿立了起来、只用后蹄儿着地。就听“哗啦”一声,木头车厢散花儿了,车上的煤“唰”的一下就倾泻下来;张德平不但跟着滚了下来,还让煤把半截身子埋住了。还没等他爬起来,砸在驴屁股上的那只大花篓又重重地砸在他身上。花篓的盖子被摔开了,又黑又亮的冻梨叽里咕噜地混到了煤堆里。王五眼子一时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瞪着一双母狗眼睛,咧着一张长满烂牙的嘴,两只膀儿端着,就那样傻呵呵地看着。毛驴子可不管那事儿:它的前蹄儿刚一落地,就迅速的在原地转了个弯儿;两条前腿一曲、然后又是使劲儿的一蹬,“噌”地一下、向院外奔去;把木头做的大门也撞掉了一扇。王五眼子这时候也缓过了神儿:他一高儿就窜上了光秃秃的车板儿上,就在他慌乱地坐下去的时候也不忘冲着院里喊了一声:“看家!”一眨眼,毛驴车就消失在寒冷的暮色中。

驴车刚跑出院子,孩子们“呼啦”一下子涌向了煤堆。凭借着昏暗的光线分辨着煤块儿和冻梨。售货员张德平挣扎着从煤堆里站了起来、并挤出了圈儿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煤灰、一边大喊:“出去!都出去!”

可是没有人听他的。张德平见喊不顶事,便来推。他把这个推出去了,那个又进来了;并且大门还关不上了 ——有一扇门让毛驴子给撞掉了。他见拿我们这群孩子也真没有什么办法了,索性就站在圈儿外看,无可奈何地看;最后扔下一句:“去他妈的吧!我也不管了。”转身进了合社屋里。

      外面这群孩子还在煤堆里翻弄。天完全黑了下来,没有一点儿光亮;煤和冻梨完全靠手感来分辨。时不时的就有一个人挤出人堆儿,“噔噔噔”地向家里跑去,不用问、这肯定是找到冻梨了。我长的小、挤不过那些大个儿的、只能在边儿上找。撅着屁股,全然不顾因棉袄过小、而暴露在寒冷夜空下的后腰。看到别人找到梨、我很是着急,两只小手儿不停地扒拉着。尽管当时天气很冷,可我却是满头大汗。小伙伴儿们你推我搡,就像围在一颗米粒儿上的一群蚂蚁。有的狗皮帽子被挤掉了,有的手被踩着了,谩骂和哭喊在所难免了。我不知道被谁使劲的给推了个仰八扎,除了屁股被煤块儿硌得生疼以外,手也摁住了一样东西:圆圆的、黏黏的、凉凉的,不用看,是梨!我一把将梨抓住,一骨碌爬起来,“噔噔噔”向家跑去。

天已经大黑了,暗黄的灯光从各家各户那土黄色的窗户纸上透过来。我看见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半大孩子一只手提着过年才使用的灯笼、另一只手牵着他的父亲,急急的向合社那边奔去。借着灯笼朦胧的光线,我分明看到了他父亲的肩头上扛着一把铁锹。

当我戴着挽起帽耳朵的狗皮帽子、穿着看不出真正颜色的棉袄闯进屋里的时候,和正要往外走的母亲打了个照面儿。她浑身上下看了我一眼、半是责怪地说:“傻儿子,你这是在哪儿疯的?你看看你这脸跟花狗腚似的,怎么还有一身煤灰呢?来,妈给你打扫打扫?”母亲说着就抄起了一把扫炕笤帚拍扫我身上的煤灰。

“妈,你看。”我说着就把那只冻梨举到了母亲的面前。灯光下我那只小手儿比冻梨还要黑。

“在哪整的?”母亲轻轻地接过那只冻梨,“这上面全是煤灰,来我给你洗一洗再吃。还有你这小手儿、还有你这小脸儿、都脏成什么样了。”

母亲在一个斑驳的搪瓷盆子里倒了一舀子凉水,又把暖壶里的热水兑进了一些;她用手试了试盆子里的水,然后把我的棉袄脱了下来:“来,赶快洗洗。”

“吃完梨再洗吧。”我瞪着一双小眼睛看着母亲。

“不行,洗完了再吃。”母亲把我拉到了水盆儿跟前,用猪胰子把我的脸、脖子、头发、手,通通洗了一遍;第一遍洗完了,盆子里的水就跟酱油一个色儿。直到洗完了三遍,水才清亮了。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来那只也洗了三遍的冻梨,忙不迭失的咬了一口,“啊,真甜啊,比我夏天吃到的海棠甜多了。”我在心里感受着,然后把梨举到了母亲面前:“妈,你尝尝,可甜了。”

母亲把梨拿到嘴边儿还不曾咬上一口,便摇着头、摆着手、把眉毛皱了起来,“酸,真酸。”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梨送到了我的手里。

“妈,这冻梨一点儿都不酸,真的。”我又一次把梨举到了母亲的面前。

“不行,我一碰酸的就倒牙。”母亲这次干脆用一只手捂住了嘴。

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母亲那时候跟我撒了谎:她一生都喜欢吃酸的。

那时候没什么水果可吃,对我而言还不知道有水果这一词汇。夏天几乎就是园子里长啥就吃啥,海棠和杏子长到指甲大的时候就开始吃,柿子刚拉红线儿就开吃,不论是谁在黄瓜架下面看到第一根长大的黄瓜、都会自觉地用一根草将其捆上、作为标记,留作种子。每当秋季黄瓜秧拔了以后,便看见满地都是老黄瓜。

李子没有熟的时候是不能吃的,太涩了。可春草塘屯一共就有两棵李子树,长在二老板子家的前园子里。

过完中秋节的第二天,二老板子的孙子榔头拿着两个红得发紫、足有鸡蛋黄那么大的李子让我看见了。同时看见的还有韩二、韩三儿。我们三个相互看了一眼之后就跑到了屯东头儿那棵老柳树下面,那是我们商量事儿的地方。

“怎么办?管榔头要李子吃那是不可能了,那小子比他爷爷还抠。”韩二说。

“不出明天,二老板子准得挑着两只大筐出去卖李子了。”韩三儿说。

“他卖不卖李子关咱们啥事儿,他就是卖一分钱一斤、咱们也是没钱买啊。”我说。

“没钱买、咱就想想别的道儿呗,反正不管咋地,今儿个不把这李子吃到嘴儿、等二老板子挑着大筐卖没了、咱们再想吃就得等到来年。”韩二说。

“再不就拿鸡蛋和他换,咱们三个人一人拿出一个鸡蛋;我家鸡都瘟死了,韩二你从家里多拿出来一个借给我,等我家小鸡崽长大了、下蛋了再还你。”还没等韩二说是否借给我鸡蛋,韩三儿就拉了韩二衣角儿一下,“咱们家柜里那只小筐装的鸡蛋都是有数儿的,要是少一个,妈保证知道是咱俩干的;要是让爹知道了咱俩往外偷鸡蛋。那还不得用鞋底子把咱俩的屁股打开花儿啊。”

“偷!”韩二说。

  “对!偷!跳墙进去。”韩三儿说。

“得跳两道墙。”我提出了难度。

“两道就两道呗,天黑就动手。”

“不行!光天黑还不行。得半夜,那时候屯子里的狗都睡着了。”

我是听到了院子里两声猫叫以后、才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的。实际我一直都没睡踏实,生怕听不到暗号。

中秋节过后天气就逐渐的凉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窗玻璃上已经挂上了水珠儿,这时候我还穿着短裤。我和韩二、韩三儿在房东头儿碰了面儿。谁也不说话,都把背心儿的下摆塞到裤腰里;然后溜着墙根儿、往二老板子家的前园子摸去。

很顺利地翻过两堵墙之后我们就来到了二老板子家的园子,我们和李子树至少还得有十米远的距离,在白亮亮的月光下,那两棵李子树清晰可见,甚至可以看清李子的轮廓。我们先是在墙根儿处蹲了一会儿,用瞪得溜圆的小眼睛向四周观望。还好,除了一只蟋蟀在远处鸣叫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声音了;二老板子家的那条大黄狗估计这个时候应该正在做梦呢。

那股清香的味道在我们跳进园子的时候就闻到了。我们蹲着一步一步地挪到李子树下,在不弄出一点儿声响的情况下,快速地把能摘到李子都摘了下来。我个子小,太高的我就摘不到了;这时候我就见另一棵树下有很多木箱子,我没有犹豫,迅速的站到了一只木箱上,尽情的往下摘。正当我摘得起劲儿的时候,就听脚下“轰”一声,无数只蜜蜂顷刻间就把我围上了。我急忙跳下箱子,还没等我的脚落地,就觉得大腿根儿“贼儿”的一下,随后就是一阵钻心的疼。完了!让蜂子蜇了!当时就觉得从屁股往下全痲了!一步也走不了了。等蜂子飞走了,韩二、韩三儿猫着腰来到我跟前:“摘够了吧,快走!”

“走不了了,让蜂子蜇了。”我呲牙咧嘴地说。

“走不了也得走,一会儿二老板子醒了,咱们三个都得让他给摁住。”

“你们两个背我吧。”

“谁能背动你,这么地吧,我和三儿先回去,给你爹送信儿,让你爹背你。”韩二说。

  “不行,这事儿让我爹知道了,他还不得打死我呀!就得你们俩把我整出去。你们俩要是扔下我不管、我要是让二老板子摁住了、我就把你们俩咬出来。”

  就这样,韩二、韩三儿一人架着我一只胳膊、连托带拽、在天儿放蓝的时候,把我整到家里。我光着脚丫子,鞋不知道掉哪去了,身上揣着的李子一个也没剩。

  尽管我们小心翼翼的,但还是把母亲惊醒了。 她只看了一眼我们,便知道了大概。她一句话也不说、沉着脸、把我们拉到了没人住的东屋。一盏昏暗的灯泡儿把我们几个照得狼狈不堪。

  我还被那哥俩儿架着,这个时候感觉愈发疼痛了,炕都上不去了。

  “你们干啥去了?这是咋地了?”

“上二老板子家偷李子去了,你家柱子让蜂子给蛰了。”韩二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我。

    母亲拉下了我的短裤,“咋蛰这样呢,这还能尿尿了吗?”她一边说着,一边摸着我的痛处。

  “疼啊!”我呲牙咧嘴。

  “咋不疼死你!这一天天的,你除了惹祸,还能干点儿啥?这蜂子的针还在里边呢,这不薅出来就得发炎。”

    这时候父亲也过来了,他知道我又出去惹祸了,他还要像往常那样用鞋底子打我的屁股,但是这次他没有得逞;就见母亲一把夺下他的鞋、在他耳边小声的说着什么。父亲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着,用眼睛狠狠地刺了我一下;然后把那只鞋使劲儿地摔在地上,这才转过身去,边把脚往鞋里探、边说:“上辈子作孽了!养活这么个操心玩意儿!”

  母亲对韩二他们哥俩儿说:“昨晚上的事儿,不管谁问,你们几个都不能应承。这要是让二老板子知道了,他就得去报官,整不好你们几个都得蹲风眼儿。记住了,当你们的爹妈也不能说。”

  谁也没有往外说,这事儿还是让二老板子知道了。天大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刚要睡着,就听二老板子在我家的院子里喊:“柱子他妈在家吗?”我的乳名叫柱子。

    听到喊声,母亲马上就打屋里出来了。

就见二老板子一手拎着一双鞋,上衣的口袋里装满了李子。他先是把鞋举到了母亲面前:“这鞋是你家柱子的吧。”

    “是柱子的,二哥,你是在哪拣到的?”

    “在我家李子树下,我两棵树的李子都让人给偷光了。”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李子说:“你吃几个李子倒也没啥,可你不能边吃边扔啊,我是顺着李子找到你家的!”

“……二哥,这都是我们大人的不是,……”母亲给二老板子陪了很多不是,接着又说:“本来他爹要打他鞋底子的,可是真不能打了,二哥你来看看。”说着就把二老板子领到了屋里,给他看了我让蜂子给蛰的地方,“你看看吧,这就是让你家蜂子给蛰的,这肿的快赶上鸡蛋大了;这还说不准以后能不能留下后遗症呢,你那两棵树的李子别说还没让柱子都摘了,就算是都让柱子偷吃了,和这个比起来哪头轻哪头重,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说说,他还能娶上媳妇了吗?”

  听母亲这么一说,二老板子倒像是亏欠了什么,“这,这事儿整地,早知道这样,蜂子就不放在树下了呗,这事儿整的……你这么的吧,去合社买一瓶紫药水给他抹上,去年我的脑袋让蜂子蛰了,那家伙肿的,跟窝瓜那么大。”二老板子连说带比划,“抹上紫药水两天就好了,你去买吧,我给你拿钱。”

    那件事儿就那样过去了。可是母亲悬着的那颗心、一直到我娶了妻生了子才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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