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云
凌晨四点，走廊上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走到尽头，推开门，39床的床头壁灯依然散发着昏黄的光。光晕里女孩恬静、安稳的睡着。如果不是浑身插满各种仪器、管道，这画面像一幅静谧的油画。
我蹑手蹑脚的向她走近，她却忽然半睁开眼睛，正常人在睡眠里被惊醒，一定会睁大眼睛，眼里写满惊慌。她却没有，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她根本没睡，她在假寐；第二，她睁不开眼睛，她没有力气。正常人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没有力气睁开眼睛的感觉，在我们的理论里睁开眼睛并不需要力气，我们整天睁眼也不会有一丝疲劳。但她不行，她连睁开眼的力气都没有。
我挑眉问她怎么还不睡觉，她掏出白板和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递到我眼前。她写的是：我怕睡了醒不过来。
我眼角微酸，说不出“睡吧，没事儿。”之类的宽慰话。只好对她说：“放松点儿，我们时刻都在。”我把碾碎的溴比斯的明通过胃管注入进了她的身体里。
这个定时定点的药，每四小时一次，希望能让她安稳的度过接下来的四个小时，能撑到早晨八点，我们交班的时候。
希望之所以是希望，因为一般都不太会实现。清晨六点四十，39床的呼叫铃响了，我们匆忙的跑过去，她侧身抓着床栏，手背上青筋暴起。她剧烈的喘息着，消瘦的肩膀随着喘息夸张的起伏，仿佛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渴望着氧气，可依就吸不进去，依旧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她用手指指向脖子上气管切开的地方，眼睛里都是无力、绝望和祈求。普通病房的简易呼吸机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作用。
我迅速取下简易呼吸机，在贞静的气切口连接上呼吸球囊，在她吸气的时候按压球囊，以保证她的正常通气。这可真是件技术活儿，手肘支撑床面去按压，球囊和气切的连接处会脱落；如果坐在床旁的椅子上，手太短会够不着。只有弯着腰、俯着身按压才合适，一个半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感觉快要腰肌劳损。到交班的时候我终于解放。经过注射镇静剂等一系列紧急措施，贞婧有所好转，她的床旁依旧围着许多医生护士，他们在激烈讨论要不要送她回ICU（重症监护室），我在病房门口回头的瞬间，看到她在人群里对我感激一笑，瞬间阳光明媚。
休息好几天的我，再次回到科室，老师们仍旧讨论的是:贞婧不适合留在普通病房，她忽起忽落的病情，让她变得尤为敏感神经质而且挑剔，大家都想把她送回ICU。她不愿意回ICU。我十二分的理解她，ICU那是个会让人崩溃的地方，我就亲眼见过她崩溃。
我这个轮科的医院新人，转过ICU之后，在神外与她重逢，是一种缘分。我亲眼目睹了她许许多多的故事，也与她有着不浅的交情。我从不觉得她敏感挑剔神经质。在见过她崩溃之后。
那个中午，ICU所有老师都没有吃饭，他们忙着抢救贞静隔壁床的老人，在持续心肺复苏、高级生命支持两小时之后，宣布抢救无效。床帘挡住了贞婧的视线，她并不知道隔壁床的兵荒马乱是怎么回事。直到医生通知家属进来整理后事。那些家属是典型的广东人，他们信佛。他们一家人围着老人虔诚的颂唱佛经。所以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医院的墙壁可以聆听到比教堂更多、更真诚的祷告。他们如此真诚的在颂唱，忙碌的脚步声，键盘的敲打声都渐渐平息，连各种仪器的报警声好像都变小了，我们的耳朵里听到的只有：
“南无阿弥陀佛保我命，南无阿弥陀佛渡我苦……”
一声声低吟浅唱，一句句佛经，字字敲打在了我们的心上。纵然我们见惯生离死别，也都忍不住红了眼眶。何况是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贞婧，巨大的恐慌席卷了她，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汹涌而出，我们没人劝的住她，也没人可以做到冷血的去打断隔壁床的送别仪式。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唯一清醒的只有贞婧，这个唯一的可怜的她，要去承受这种生与死的恐慌。
所以我理解她，她不是敏感挑剔，她是怕她不敏感一点、不挑剔一点，会因为一口痰而呛死，会因为一口水而憋死，会因为自己的一个疏忽而丢了命。她怕她不神经质一点，我们不能时时刻刻照看她，她会悄无声息的死掉。
其实她的这一份“挑剔”，最后落到了我们新人头上，我每天来来回回要去她的病床上百次，后来我驻扎在她床头的桌椅上听她的故事，她写的故事。
她说她叫贞婧，就好像“针进”，好像这一辈子要打好多好多针。
她说她以前是个120 斤的胖子，一胖毁所有，活到28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现在终于瘦出了骨感，甚至形削骨立，却不能走出这一方充斥着药水的天地。
听她的故事，你会觉得她思想消极，那不是真的，她的床头摆放的是《人生不设限》、《命运之上》。她是第一个在ICU站起来，下地行走的人。
当她颤颤微微的在床边站稳的时候，我们揪着的心才算松了一口气，她双手抓着助行器，绕着ICU走了一圈，用了半小时，那是我们30秒的路程，但我们每个人都为她喜悦，新来的护工阿姨看到她汗湿了胡乱贴在脑门儿上的头发，为她找来了梳子、发带。我的老师为她细细的梳理了头发，扎了两个可爱的辫子。护工阿姨对她说你一定会出去的。纵然是不曾相识的人也被她感动，向她吐露关怀。
这种喜悦持续到探视的时候，她的父母喜极而泣，不停的抚摸着着她的头发，他们没有办法交流，贞婧做了气管切开之后就不能开口说话了，她用白板写字，她的父母不识字。那又如何，我还是能感觉到他们之间流动的默默温情。她母亲说的客家话，我猜大概说的是你的辫子很漂亮，你今天很棒。
探视时间结束的时候，她母亲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病！”我看到贞婧的眼泪划过脸颊落进枕头里。
贞婧是重症肌无力IV级患者，这种疾病最致命影响的是呼吸肌无力，随时都可能呼吸心跳骤停。所以她经历过三次呼吸心跳骤停抢救，在黄泉路上走了好几遭，或许黄泉路到底是什么样子她都历历在目，在前一秒还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感受到自己心跳呼吸骤停，比昏迷不醒的人忽然心跳骤停的恐惧起码要高出千万倍！但她依旧在坚持，她有强烈的对生的渴望，她在等待医学奇迹发生。
她已经创造了奇迹，当我在普通病房与她重逢的时候。严冬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也许近在咫尺，也许咫尺天涯。
她神采奕奕，虽然消瘦但能感觉到从她身体里散发的勃勃生机。
她想谈一场网恋，她抱着手机敲敲打打，一定有某个男孩子在陪她聊天，某天他们也许会在现实里相遇。
她想焕然一新，她叫来了她的理发师朋友，在病房里为她理发。我小心翼翼的处理好她身上的每条管道，让她坐在床边椅子上，头发在理发师朋友的指间翻飞，我全程守候，担心哪个调皮的发丝跑进她的开放气道。还好，理发很顺利，她有了美美的新发型。齐耳的短发，大大的眼睛，她的微信头像更加俏皮，相信一定会有男孩子心动。
她最想回家，她在病房一遍又一遍的单曲循环着一首歌，好像歌里是这样唱的:你说起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秋风里风吹花儿轻舞。陌生的城市让人想哭，能不能把未来看清楚。顺着流星方向，可不可以找到幸福……
轮科的日子总是过的匆忙，普通病房里很多病人，不像ICU专人守护，我护理她与她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总是在晨间交班的时候听说她早上又不好了，又在抢救，却依旧固执的留在普通病房。离开神外的那天，我甚至没有去告别，因为听说她眼窝凹陷，更瘦了。
几个月后的今天看到安师傅发的朋友圈，突然想起她。
安师傅陈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位癌症晚期奄奄一息的年轻妈妈，在我们滨海医院，孩子在窗边海风里玩耍。
弥留之际，妈妈问：“孩子，你喜欢海风吗？”
“喜欢”孩子说。
“那妈妈以后都在海风里。”妈妈的手无力的落下。
工作人员很迅速的处理了遗体，下午爸爸和孩子来办出院手续，走廊上安静的只有风声沙沙作响。
“我妈妈，妈妈……”五岁的小朋友，伸出小手，拽了拽爸爸的衣袖。
“嗯？”
“我妈妈在风里陪着我呢。”
爸爸的眼泪夺眶而出，握紧了小朋友的手。
他还不懂思念，却已满怀思恋。
海风吹，燕儿飞，如诗如画，如梦可追，愿安。
我想安师傅一定又哭了一场，在外人眼中见惯生死的我们总是在哭，而我更是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去看看还没正式告别过的贞婧，我最终还是没有回神外去看她，也没有向任何人打听她。这样她起码在我想象的39床病房里活的很好。
贞婧，她也许和别人说着自己叫“针进”的玩笑话，每天打很多针剂，生命依旧在针尖上起舞，每个日子她都不曾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