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运行的三大基础
为什么新中国的改革始终没有去触及这三大底线，即国有企业、公有土地以及发钞权。
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从未想过退出和私有化；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不会将土地完整的产权完全交给民间。印钞权是政府控制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工具，政府从而拥有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
这三大底线（基础）是怎么来的？
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底线（基础）。
其实这三大底线（基础）并非是德国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
对于一个集权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
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控制住社会；
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而这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二、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在2000多年前发明了中央集权制，才使得人类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
周代的诸侯制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容易独立成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官员由政府任免和控制。政府控制官员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只有中央才有权收税，给官员发放工资。而官员又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官员之间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集权面对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会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养不起，特别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帝权就需要发展新的敛财手段，最早进入帝权视野的就是国有企业。汉武帝在当时就决定依靠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的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和铁就形成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部门。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从民间抽取财富。铸币时代主要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融来实现。
唐代又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来源于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之后，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的时候，政府收回这块地，然后发给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另外，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地方政府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参与市场经营，挣来的钱用于筹措财政资金和维持自身的运转。但是由于唐代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且不懂经济规律，所以官营效果很差，常常亏损。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节度使这个职务。节度使是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运营。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大权在握的节度使有了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为一个军事问题。
宋代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政府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获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在之后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胀。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现代政府即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也不会动这三大基础底线。究其缘由，就是政府需要钱，而这三大制度是最大的敛财手段，政府不愿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