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公的长远布局
晋惠公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并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走了曲线救国的道路。经过多年的策划运筹，晋惠公找到了自己的母族，当时被称为瓜州之戎的允姓部族。
瓜州之戎早期可能是活动在秦晋之间，如今陕北区域的游牧部落。晋献公征伐郦戎之前迎娶了该部族的女子小戎子，也就是晋惠公的母亲。而到了惠公时期，这个部族已经迁徙到了今天甘肃西部的酒泉一带活动了。
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迁徙如此之远也着实让人费解，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生活习惯，他们往往会选择水草肥美的区域迁徙，惠公早年山西南部和陕西中北部的天灾，很可能是导致他们长途迁徙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秦国长期经营宗周故地，他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驱逐或同化游牧部族而获得的，允姓之戎很可能就在他们的驱逐之列。允姓之戎在秦国的驱逐之下不得不向西迁徙，最后抵达甘肃西部活动也不难理解。
允姓之戎在秦国的一再逼迫之下，开始向自己的外甥晋惠公求援，而这也恰好与晋惠公的需求不谋而合。于是晋惠公同意收容允姓之戎，并开始着手组织这一次规模浩大的迁戎行动，将他的母族迁移到黄河以南的伊川（也就是陆浑，今天的河南嵩县附近）。
伊川距离东周王室所在的成周距离并不远，在早年也是经过开发的土地。西周末年周王室日渐式微，无力控制这片区域，导致田野荒芜，文明颓败，很快就恢复了原始森林的面貌。此时的伊川早已被原始森林所覆盖，是一片“狐狸所居、豺狼嚎叫”的生地。
左传上记载了周平王东迁时的一段往事，说周朝的大夫辛有路过伊川的时候，看见有人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于是他叹息说，这块地方本来是被礼仪浸润国的地方，如今那些持守礼仪的人们失去了荫蔽，只能在野外祭祀，但是他们又能撑多久呢。或许几十年以后，这里就会变成戎人居住的地方了。
左传上引用这段往事作为附注，认为晋国迁徙允姓之戎到伊川，印证了辛有的预言，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伊川被戎人占据并不是从允姓之戎开始的，早几年引发王子带之乱的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就活跃在这片区域。左传把戎狄占据伊川的责任推到了晋惠公的身上，恐怕是故意往名声败坏的晋惠公身上再泼一盆脏水。
事实上春秋以早的时期里，中原各国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对田野的开发并不充分。一旦农耕文明退出，原有的耕地很快就会恢复原始森林的风貌，被游牧民族渗入也是迟早的事情。
晋惠公迁戎有他的用意所在，因为河外列城被秦国占据，晋国向南扩张和东进中原的步伐受阻。为了牵制秦国东进，并填充秦岭地区的权力空白，防止其他诸侯占据秦岭对晋国产生威胁，迁徙一支亲晋的戎狄势力至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晋国主持的这次迁戎行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必须要得到秦国的支持。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甘肃西部到河南西部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不经过秦国是不可能完成的。
秦国的南北都是山区，沟壑纵横，道路难行，不利于人口和物资的运送。而其中活动了多少游牧部族尚未可知，一旦和哪个部族不和产生了纠纷，行动就只能以失败了告终。而秦国境内则不同，经过多年的开发，秦地有很多现成的道路可以通行，戎族的辎重物资可以用少量的兵车运送，从而节省很多的人力物力。
但是秦国能否允许晋国借自己的道路，迁徙敌对于自己的部族到东方呢？戎族迁徙到东方是否对自己有利？要知道戎族迁徙的目的地就在黄河以南的秦岭地区，那也是秦国虎视眈眈的必争之地。而万一戎族与晋国形成合力，秦国好不容易获取的黄河大通道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或者戎族在迁徙的过程中突然生乱，在秦国国内肆意破坏又该怎么办？晋国很可能会鼓动戎族搞破坏，然后袭取河外的城池土地，以晋惠公的狡诈这些不是没有可能。
以秦穆公的老谋深算，这些问题肯定都会有所考虑。以当时的现实考量，秦晋两国都已经把伊洛流域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盘中餐，都想要争取，但又谁也无法独占。而此时颇为紧要的另一个因素就在于南方巨无霸楚国的渗透，让两国都感受到了事态的紧急。
楚国地广兵强，让当时的中原诸侯都颇为惧怕。曾经小霸中原的郑国此时已经不得不屈服于楚国；而齐桓公号令诸侯大张旗鼓前去讨伐，最终也因为忌惮楚国的军力改成会盟草草了事。秦晋作为新兴的国家，还难以与楚国对抗，因此在对待楚国的态度上，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既然两家都吃不到，也不能便宜了楚国。
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使得秦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同意了晋国的要求。晋惠公十三年（公元前638年），惠公终于在秦国的协助下将允姓之戎迁到伊川（秦岭地区，河南嵩县附近）。此后，允姓之戎开始被称为是陆浑之戎（至今嵩县还有很多以陆浑命名的地方），又叫做阴戎。
陆浑戎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族，在秦岭地区披荆斩棘，他们后来驱逐了散居在伊洛流域的扬拒、泉皋、伊洛之戎，终于立足。晋惠公的这一布局，使得秦岭这一片三国相争的要冲成了晋国实际的附庸，对晋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浑之戎就像是晋国安插在秦岭的一根楔子，有力地牵制了秦国的东进和楚国的北扩，在秦晋的利益冲突和晋楚争霸的政治交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这些影响来看，晋惠公是下了很大的一盘棋。但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却并未被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享用，反而被自己的哥哥重耳所窃取。
怀公失国
因为韩之战身负重伤，加之内心苦闷，晋惠公迁陆浑之戎的当年（公元前638年）就一病不起了。身在秦国的太子圉很是着急，也没了主意，就想要逃回国去看望病危的父亲。
说起太子圉，还要提一下晋惠公在梁国流亡时的故事。梁国作为秦国的附庸，突然来了一个大国的公子，很是受宠若惊，因此梁君把他的女儿梁嬴嫁给了惠公。不久之后梁嬴为惠公生了一对龙凤胎，就是如今的太子圉和他的妹妹公子妾。
两个人的名字寓意都不是很好，圉专指的是养马的奴仆，妾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大户人家的奴婢。这两个名字的来源当然不是为了好养活所以起的贱名，而是一次占卜的结果。据说梁嬴过了预产期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于是梁国国君让大夫卜招父子二人为其占卜。
占卜的结果是说他这两个孩子的命不好，男的会做奴仆，女孩儿会做奴婢。晋惠公当时的处境艰难，未来到底怎么样还真难预测，于是就很实诚地给他们取了名字叫圉和妾。这件事情不管真实与否，反正结果是这两个孩子的命也的确不好，太子圉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到秦国做了人质，据说就连公子（公主）妾也随着到秦国做了奴婢。
按照晋惠公流亡梁国的时间来计算，太子圉现在还不到16岁，他入质秦国的时候可能刚满十岁。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就只身客居他国，身旁无亲人照应，也没有谋士献策，其中的孤苦可想而知。
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重病不起的时候，更是心中忧虑，五内俱焚。因为他在国内毫无根基，一旦自己的父亲有事，国人很可能就会抛弃自己而改立其他的叔叔为君。到那个时候，自己在秦为质，处境就会很危险。
他内心焦躁不安，又毫无计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赶快逃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其他的事情，包括秦国的态度，他早已顾不上考虑了。
太子圉本来想带他的妻子怀赢一同回国，但怀赢却始终不肯。她说：“你身为晋国太子，在秦国受辱，我知道你的苦衷，你想回去我能够理解。但是君父让我嫁给你，是为了让你安心留在秦国。我不能完成君父的使命，又怎么能跟你回去呢？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该走就走吧，我不会向父亲告密的。”
怀赢不肯跟从，太子圉就只身回国去了，他回到国内之后恐怕免不了要遭受一顿训斥。晋惠公布局这么多年，就是在为自己的这个儿子铺路，结果这个儿子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他这一跑，秦国肯定是已经得罪了，以后太子即位想要寻求秦国的帮助是不可能了。秦君一怒之下，以其他的公子来夺取晋国的君位也就成了必然。humao
但事已至此，已经无法挽回，即便是再送太子回去也无济于事，晋惠公只好把太子留在国内，让自己的心腹吕甥和郤芮好生辅助。
第二年（前637年）九月，还不到三十五岁的晋惠公含恨而终，太子圉即位，是为晋怀公。即位后的太子圉担心自己的叔父们会回来夺权，于是下令凡晋国贵族都不允许跟随逃亡在外的公子，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国内都可以免罪，否则就绝不宽赦。
但国内贵族早有异志，一方面是晋怀公年少，常年客居国外，在国内没有根基。而他得罪了秦国之后，也失去了强大的外援，被他的叔父夺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既然局势未定，就没有人愿意表明态度，反而是一些左右摇摆的贵族因此开始与国外的公子们暗通款曲了。
国内都人心浮动，流亡国外的人自然也不肯回来。果然过了期限之后还是没能召回多少人，晋怀公一怒之下开始了大清算，其中就包括重耳的外公狐突。晋怀公以狐突的儿子狐偃跟随重耳流亡，狐突不肯征召为由，斩杀了狐突。
晋怀公在国内本来就没有根基，这次大清洗更是得罪了很多人，以至于让国人更加离心离德，加速了他的灭亡步伐。
秦穆公因为太子圉不告而别，便下定了决心要与惠公怀公父子死磕到底。他们征召了流亡在楚国的公子重耳，并于当年十二月派兵护送其归国。晋怀公慌忙派人前去拒敌，但是因为人心离散，无人愿意帮助他，派去抵御秦军的狐毛和先轸更是与重耳合谋。
晋怀公孤立无援之下逃往高粱，最后被重耳杀死。晋惠公为自己的儿子苦心经营了多年，结果他的儿子在他死后才三个月的时间就失去了国祚，身死高粱，自己呕心沥血营造的大好局面就这样拱手让给了自己的哥哥重耳。
后记
重耳即位后，在晋惠公打好的基础上，很快就介入了中原事务。先是摆平了周王室的内乱，其后又在城濮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国，成了齐桓公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原霸主。因为晋文公霸主的光辉，晋惠公一生的耕耘也都被掩盖了，反而是他一再失信，无德嗜杀的恶名被人广为流传。
然而若是仔细梳理晋惠公的一生，就会发现他其实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失信恐怕也是被人故意夸大了的。当他与重耳争夺君位的时候，内外结援许以好处恐怕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否则以他们二人当时的威望资历，恐怕都难以完全获得国内贵族的认同，也难以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回国即位，都将会面临国家分裂君位旁落的危险，同时期鲁国的三桓就是明证。晋惠公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作出如此举动也无可厚非，他也深知这么做的风险，但是他敢于担当。相比于有野心却不敢担当的重耳，晋惠公作为弟弟，要胜出不少。
而说到失信，似乎是晋惠公一生的污点。但是若要回到历史情境当中，秦穆公以君位归属作为要挟，勒索晋国的河外之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仁义之举。他多次的假仁假义，实际上是一再的逼迫，将晋惠公推入了一个又一个难堪的境地。
河外列城在秦晋两国之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晋国的君主，还是国内的贵族，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拱手让给秦国。因此说晋惠公因为赖掉了秦国的账而让国人不满本来就是无稽之谈，惠公赖账的举动是受到国内贵族的赞许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就连秦穆公自己也说，如果国内贵族不支持他，他怎么可能在晋国站稳脚跟。而且韩之战失败之后，国内贵族一致向秦国施压的举动，也证明国人对于晋惠公的支持态度。
在政治的竞技场上，如何为国人赢得最大利益，获取到更多人的支持，才是一个政治家要考虑的第一要务。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这一点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选民创造价值对于专制君主来说也极为重要，只不过他们的选民是那些国内的贵族，而民主社会的选民涵盖的范围更广。
对于选民来说，一个君主的个人私德如何，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选择。君主作为贵族推举的代理人，其目的就是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君主能够满足大家的诉求，对外失信与否并不重要。
这一点即便是儒家的鼻祖孔子也是认同的，在他看来，一个参与政治治理的贵族最为理想的品德就是不辱使命，至于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品质，不过是小人（庶民）的行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因此晋惠公的行为，即便是放在儒家的行为框架之内，也未见得就是可耻的。
而晋惠公第二次失信于秦，拒绝卖粮给秦国导致韩之战的那一次事件，实际上就是秦国为了挑战晋国而设下的圈套。晋国经过连年的灾荒，刚刚向秦国买了粮食，第二年秦国就找上门来讨账了，这个时候晋国国内经济尚未恢复，哪里有余粮卖给秦国？
秦穆公明知如此，还要故意陷晋惠公于两难，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其目的一是想要削弱晋国实力，二是为秦晋之战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借口。晋惠公知道这是个坑，却不得不往下跳，也足见秦穆公的政治手腕有多么强悍。
秦穆公还很善于做舆论工作，很巧妙地把自己的政治手腕用仁义道德掩盖了起来。再加上他在秦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很容易受到儒家的推崇。儒家以成王败寇为指南，将有功业的君主塑造成仁义道德的标杆，把失败者打造成不义的标本，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主观偏见。
在儒家塑造的完美君主面前，晋惠公似乎就无赖了许多。再加上他在韩之战中以优势的兵力败给了秦国，更是给儒家找到了黑他损他的理由。因此儒家经典当中在叙写晋惠公韩之战的失败时，归结的理由就是内外失信，不听忠言。
但是要说忠言，史书上提到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庆郑的那一席话。一个是不听占卜的结果，再一个是不用本国的马拉车，好像都挺扯的。
但是晋惠公终究还是输了，输的让后来的儒家士子们不禁有些欢天喜地，于是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诸多举措都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终使得他在历史上被定格成了一个无耻无信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若要说晋惠公失败的原因，可以用介子推的话来说，那就是天意。晋惠公即位不久就开始了连年的灾荒，给了秦国以很好的机会来摆布他，牵着他的鼻子走。当秦国把他拉到了战场上的时候，偏偏又遇见了庆郑这样的一个浪荡公子，让他功败垂成。
之后更是因为身负重伤，天不假年，刚过三十岁就散手人寰了，留下了一个年幼无知且极端缺乏安全感的继承人。负气而冲动的少主屡次犯错，才给了重耳再次归国的机会。
因此当狐偃在黄河岸上急不可耐地向即将归国的晋文公重耳请功的时候，介子推在河上很鄙夷地嘲讽道：“瞎嘚瑟什么呀！这是天意，又不是你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