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芝怪病
在我当上技校教师，特别是兼实习指导教研室主任后，在一没教材，二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的条件下，即是盲人摸象，又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把100个高中毕业生，特别是有一半数量的女孩子，都培育成合格的三级工水平，是技校领导交给我的重任。多亏了余、王两位师付的大力支持，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顺利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
就在我最忙碌的时候，旭芝得了一个奇怪的病。建筑总公司医务人员想尽办法没有找到病因，让旭芝到信阳地区人民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诊断和治疗。第一施工队的领导从旭芝班组里，同时也是亲眼看着旭芝发病的女同事，做为旭芝的附号，在医院照顾着旭芝。
100个学生三个实习指导教师，根本忙不过来。一周六天我只能亱晚和周日才能去医院陪陪我的旭芝。至今回想起来甚是愧纠。
李支书的家和李奎生的家都住在第一施工队的家属院里，他们都知道旭芝生病住院，都派家人前往医院探视慰问。看到我忙的不可开交，也无法让人待替我，只能等待旭芝早点康复或者我能有空。
旭芝住在医院就诊了28天，经过各种设备的检测，结果是“无病待查”。可旭芝发病的状态很清楚，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她在清醒的时候，突然觉得心胸很闷，浑身发热，臉部胀红，她情不知禁的说，我要发病了！这时候她的脉膊没有了，眼睛瞪的很大，一声不吭。这时候赶紧请医生，等到医生从办公室赶到现场，旭芝的状态恢复到正常。再用心电图测试，仍然是正常。医生怕出现危险症状，就把旭芝从普通病房移到急救病房。病床旁边放着氧气和心电图设备，以便抢救和测试。内科主任親自查房，动用了当时能用的设备，结论都是无病。症状由每天发一次，变成两天出现一次。旭芝要求出院。医生给于“待查”的鉴定同意出院。
旭芝父亲有一个朋友是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名叫郭德跃，中等身材，说话亲切具有大家风范。在我和旭芝回门的那天。郭医生微笑的对我说，你岳父有事出去了，我来代表他欢迎你们回家。郭医生是我岳父大人的朋友，后来也成了我们赵家的朋友。他晋升为信阳地区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后，我家不论大人小孩有病，旭芝首先去请他。他只要有空，有请必到樱桃园我家。
旭芝住院的时候，郭医生到地区医院找过他的同学，就是旭芝的主治大夫心血管内科主任，共同探讨过旭芝的病情。旭芝在家养病期间就喝郭医生开的中药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无人给予定论。地建总公司医务所的所长和医生想要个定论，以便在正确的方向下给予治疗。郭医生同意去外地用先进的设备给旭芝一个定论。
总公司医务所长的意见是先到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如果省医院同意出省就医，可以去北京的医院复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医疗条件很差。特别是小城市的人去上一级城市看病，除了本市行政区域内医院同意，才能去上级医院或外省就医。除了挂号排队难，找个有名望的专家更难。
旭芝的病需要外出诊断的请求得到地区人民医院级的批准。我就抓紧时间连系郑州找关系。
我打开脑洞绞尽脑汁的找到有来往的几家亲戚，分别给她们去了信。最早回信是我二姐。二姐的信中说，让舅母（二姐爱用她孩子对我们的称谓来喊我和旭芝）来吧，你姐父有个抗美援朝的战友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上班，跟你二哥经常来往。他虽说是医院的厨师长，但跟医院专家都很熟。没问题，来吧兄弟。
去郑州没问题了，去北京怎么办？我的五姨父虽说是解放军的少将，可我只见过一面，我的表兄弟们连一个都没有见过面，五姨在文革的批斗中双目失明。出身卑贱的我没有勇气向他们求援。
在我一愁莫展的时候，天上真正的掉来一个馅饼。
我们技工学校的体育教师郑爱玉老师，主动地跑到樱桃园我家。郑老师，女，年龄和我同年，园臉大眼睛细眉毛短头发，长期从事体育运动，太阳把她的臉晒成黑红色。助人为乐是她的天性，不论老师学生，只要有难事，她都会自动帮助。
她到我家连坐都没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和一封信。我一边让坐一边给她泡信阳毛尖。
她接过我递上的茶水。我也接过她递给我的信封和信。
信封上无字。信纸是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横条线纸，纸上写着：“出北京站坐地铁到万寿路，从万寿路坐335公共汽车经翠微路—罗道庄到钓鱼台下车即空军总院。上班时到撿验科去找，下班时到三号宿舍楼三楼338房间。郑双玉。”在338的下边用红笔又写个“318”。
我在看这封似信非信的的同时，快言快语的郑老师又对纸条上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讲解。
她端着茶杯，一口茶没喝。
我连连点头微笑的“谢谢、谢谢郑老师。”我妈和旭芝从里屋出来给郑老师打招呼。旭芝接着我的谢谢连声说，“郑老师，我带什么东西做见面礼呢？”郑老师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右手向右上方一招手说：“不用，什么都不用带，她们北京什么都有。”
我接过她们的话题说，不带，什么都不带。然后问我妈：“妈，有什么好吃的？留郑老师在家吃饭。”
我的话音没落完。郑老师快步走到院子里，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向北跑了。她骑在车子上大声喊着，“望石旭芝早点康复！”
旭芝去外地诊断奇怪病的外部条件都已成熟。我们技术学校的学生在建筑公司都得到分配，按照规定她们成为了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学校在准备下一届新生的招生和购买专业教课书的工作。
我在第一施工队为了旭芝看病借了200元。准备利用在我放暑假期间领着旭芝去郑州、北京复查。
一般来说学校放署假的理论时间是每年的7月1日到8月31日，那是针对学生的时间。教师的放假时间根据自己手中的业务量，会延长到一周或半个月。
1983年7月15日早晨，我站在二楼外挑的走道东头水池旁洗臉刷牙的时候。一只喜鹊登在我旁边的电线杆上对着我，不停地喳喳叫着，我对它吹了一声口哨。它欢喜地跳跃着，在瓷瓶上转了360度，面朝着我揚起脖子，喳喳喳喳地告诉我，恭喜、恭喜。我不知喜从何来，更不知是什么样的喜事，总之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蹬上脚踏车向建筑技校奔去。
我轻快的上了三楼，左脚刚伸进办公室。奎生笑着说，赵老师，李支书和王校长在隔壁办公室等你有事讲。
喜鹊报喜的预兆就要应验了。我想。
我进入校长办公室。李校长让我坐下，对我说，经支部研究，学校派你去北京了解一下砖瓦抹灰工的正式教材出版情况，並且购买第二届学生的专业教材。咱们摸着石头过河，虽说送走了第一届100人，但是，是否与国家建设部的要求一致，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咱们不太清楚。最好能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为提高教学质量找到依据。另外让你作为你爱人的付号，去北京彻底的檢查一下她的病情。咱也把丑话说前面，石旭芝的车旅费和出差补助，技校是无法报销的。
王副校长接着李校长的话题，递给我一个清单。上面列着各科教师列出的教材名称，它们分别是《施工技术》、《识图与制图》、《建筑力学》、《建筑机械》、《建筑电工》、《泥工工艺学》。同时对我提出要求，去建设部询问三个问题。一、咱们招收的学生是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不开语文课，二、是否有新版教学大纲，三、教材的来源和版本。也可以去建筑工业出版社询问。
李校长给我批了借支五百元。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问教师们还需要代购什么信阳买不到的物品，谁知道他（她）们早就准备好了购物凊单。
我回家把好消息告诉石旭芝。旭芝开始喜出望外，又缓缓地皱起了眉头。我看出旭芝担心的是，把三个孩子交给奶奶一人照料，怕奶奶照顾不过来，又怕四岁的儿子乱跑出了危险。
我母亲的办法解决了旭芝的顾虑。两个十岁以上的姑娘留在奶奶身边，四岁的儿子我们随身携带。
因为是夏天，旭芝清理了一个中等背包装进夏天换洗的衣服。我除了借的700元币又准备了250元现金，到粮店兑换了52斤全国粮票。我到火车站站队购买了两张8月17日的硬座票。 1983年8月17日早上7点20分，旭芝的小妹石旭琴用自行车推着儿子赵老虎，在院门口向奶奶和他俩个姐姐打招呼：“奶奶，姐姐我们到北京给你们带好吃的。”奶奶说：说“虎子，在外面一个人不要瞎跑，一定要牵紧你爸妈的衣服。再见。”
7点40分我们在信阳火车站广场遇见了信阳市设计室主任和信阳市建筑学会副会长。我和他俩热情地握了握手。我们是同一车次，但他们是软卧，他们向贵宾室去侯车。我们三人在普通候车室候车。老虎向他小姨挥挥手告别。
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们在8点前登上列车的8号车厢，按座号坐下。一位刚上岗的小而瘦的女列车员爬上座椅整理行李架上的零乱行包，让箱包成为一条直线；整理完行李架，把车厢扫了一遍。列车除除开动，她用清脆的声音向旅客报了一声车次车厢号和开车时间，汗水已经从她殷红的臉蛋上趟了下来。她从列车员值班室里提着水壶，询问谁喝开水，向旅客杯口续水。我喝了一杯水，待她从车厢另一头拐回来时，又要了一杯水。她仍是笑着为旅客续水。这趟列车是快车，像彭家湾、长台关的小站不停，可明港车停车，停车就要上人，上人她就需要整理行李，又得清扫一遍车厢里卫生。清理完卫生就继续为旅客续开水。列车一过驻马店人越上越多，吃鸡蛋的，嗑瓜子的，吃冰激凌的把车厢又搞脏了。女列车员不厌其烦的默默地工作着。
列车过了许昌车站。列车长拿着一面优胜红旗向旅客宣布，经过评估，8号车厢成为这趟列车的红旗车厢。女列车员接过红旗，全车厢响起热列的掌声。老虎在掌声过后靠在旭芝的怀抱里睡着了。他睡的很甜。
下午1:15，列车停靠在郑州火车站，旭芝手提单肩包，我背着熟睡的儿子，从郑州车站南侧的车务段走出来，很快走到操场街，挤进我二姐住的郑州长途汽车站家属院。
二姐夫是抗美援朝的汽车兵。复员后分配到信阳长途汽车站，本来是到郑州接新车，谁知道人被郑州长途汽车站截了下来。他们全家成了省会城市的人。
二姐家五个孩子，两个儿子已经成家。二儿子一家三口住在王虎寨。大媳妇和大儿子还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大通屋里。我和旭芝在最里面的大床旁和我二姐見个面。拥挤不堪的住房内我们实在无法再挤床舖。吃完晚饭，我们就迁往大妹赵倩的家里。
大妹一家四口住在经四路省政府乙号院，是三臥一厅一卫一厨两个阳台的套房，五十平米左右。大妹有两个姑娘，最小的张庆姬只比老虎大几个月，她俩领着弟弟，高兴地跑下楼去，买雪糕吃去了。赵倩告诉我，二哥在省医院的战友她很熟，叫宋世英，白胖胖的，我们都喊他宋哥。她可以领嫂子去看病。让我去办我自己的事就是了。
第二天天刚亮，倩妹就淗米熬起稀饭，上街买油条和中午菜了。吃完早餐倩妹陪着她嫂子到省人民医院去看病。我上午在家做饭洗衣服，带三个孩子。中午旭芝买了两斤梨回来，每斤0.2元。下午旭芝和倩妹继续去医院检查。三个孩子午睡后，我们就到几个新华书店去买我需要的各种教材。花園路口、二七广场及人民路等三个新华书店都没有我要买的书。
我们四人全程步行。二外甥女张庆姬见到厕所就喊肚子疼，小虎子随后也叫肚子疼。我在她们去厕所的时候买了四根雪糕。等她们一出厕所，看到雪糕都笑嘻嘻的接过雪糕，肚子全不疼了。
8月19日清晨六点，我和旭芝按照医院的要求，到省医院化验室窗口排队，做空腹抽血化验。抽空我给旭芝排队掛了个内科号。正准备去找旭芝，我二姐陪着宋哥在大厅里和我見了面。我高兴的把旭芝交给了二姐和宋哥。
我继续找书，未果。
旭芝下午继续检查，並且予约第二天早晨做胃造影。
我、旭芝、老虎利用下午剩余的时间前往郑州西效拜望我的六姥娘。我留下一斤信阳毛尖。六姥娘问我在信阳王家大院各户的情况，旭芝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做了回报。
六姥娘留我们吃晚餐。我坚持要走。 七点差五分，我们赶到“水利电力部机械设计研究所”，找到十年前我为工长时他为甲方代表的王永锋家。久别重逢举杯叙旧，嫂子和侄儿侄女，旭芝和老虎都围着园桌共饮。王永锋摸着小老虎的头，对着旭芝笑着说，满清皇室的密笈还是有效的啊！满屋欢声笑语。
1路电车把我们三个人载到经四路口，乘着微弱的路灯回到倩妹家。
第二天下午，省医院取到结果。宋哥领着我俩拿着各种检查报告找了两个专家，专家看完报告对旭芝说：“一切正常”。宋世英老哥哥说：“正常好，正常好。”我紧握宋哥的手连声道谢。
8月21日上午，在郑州火车站购买到当天下午七点发车的252次列车的两张硬座车票。下午我们抽空去碧沙岗公园，观看了建筑工艺模型“大观园”的展览。我感慨地说，真美。保玉有福。
旭芝的心情比昨天更开朗。
8月22日清晨5点半左右。列车在丰台火车站停车。太好了，我们不用从北京火车站折腾着找丰台了。旭芒背着包，我背着老虎下了车。丰台车站太简陋，我们淋着细雨，在出站口给老虎补了张3.4元的儿童票，出站后就在路面上拾到被雨淋湿的一毛钱的人民币。真是出门见喜。出站时我向检票员问了路，按照她的指引，我们走了二十多分钟，找到了总后勤部西仓库。找到了石旭芝三爹家的妹夫——谌传国同志。谌传国已经给我们安排在西仓库的招待所里。原来谌妹夫就是该招待所的所长。万事如意。住房问题解决了，上午补个好觉。下午我一人去王府井书店，北京可以预定书。我定了各种专业书，让我三天后来看看是否到书。三天内就可以专心看旭芝的病了。天助我也。
我在北京期间，除了急事动用了三次谌传国的吉普车其余全部是乘公交车。特别是郑爱玉老师信中提出到的335路，它就在丰台火车站附近有两个停车位，我要去的医院，百万庄建设部也都在北京西城一片，真是无巧不成书。
到京的第二天，在招待所吃完早餐。带上郑老师的路标指引信和一斤信阳毛尖，8:40在丰台火车站挤上335路公交车，9:30在西钓鱼台站下车，在站牌东边找到了空军总医院。
空军总医院坐北朝南，大门两侧方柱旁站着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出出进进的全部都是穿着空军服装的官兵们。我拿着空信封向警卫战士询问郑双玉的上班处。他头也不回地说，到西侧“探亲室”登记。探亲室的门开在医院院内，我让旭芝领着老虎在室内等我。我大步流星地奔向门诊楼的楼口，直接迈进大楼，无人问津。
一楼、二楼，都见到检验科的牌子。病号、护士，人来人往。我一步两踏越上三楼，在化验科的窗口用带有信阳音的普通话问：“同志劳驾，郑双玉在哪上班？”窗内俩个漂亮的白衣天使热情的回答：“病房三楼。检验化验是同一个科。”我笑着回声谢了，走出门诊楼。
门诊楼右侧有一座平面为T字型的六层楼，外粉黄色干粘石。楼梯间设在T字一竖的末端，而检验科设在一横的左端。该楼每层楼梯口都挂着醒目的科室牌子。找到了郑双玉，唉呀妈呀，爱玉、双玉原来是一对双胞姐妹！她俩的差异仅仅是工作性质产生的肤色的不同。双玉对旭芝说，找专家预约是明天早上七点来查病。
8月24日星期四，今天中雨，我和老虎在家睡觉到九点才起床。分别给家里、医生写了平安和旭芝看病经过的信。 七点前，谌传国开车与她二姐去空军总医院。双玉领着旭芝做了脑部和心脏的设备检查。明天才能由主任们会诊。
25日小雨转阴再转睛。乘坐335路到万寿路后，兵分两路，旭芝去医院取结果；我领着老虎去取书。中午11点我们在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前门地铁站门口会面。旭芝满面笑面容地告诉我“一切正常。”
接下来全是因为我要等书、找人。直到9月3日我第三次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找到部劳动人事处里专管职工培训业务的谢同志。他满腔热情地用电话联系，在近十二点时，购到了新出版的《砖瓦抹灰工工艺学》和《建筑力学》。
1983年9月4日晚二十二点四十三分，北京火车站的汽笛清脆的响了一声。再见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