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出生的我,是与改革开放40年同呼吸、共命运的,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又是改革开放的建设者、受益者。40年来,可以说是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唱着《春天的故事》,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全社会、给我的家乡和家庭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变,社会地位、精神面貌在变,一切的一切都在改变。
我的家乡地处渭北旱源,三面环沟,是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庄。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如今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物阜年丰,青山绿水,衣食无忧,街道硬化绿化,柏油路四通八达,百姓安居乐业,出行方便,和谐幸福,到处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一)出生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衣不遮体,食不果肚,饥肠辘辘,穷困潦倒,在加上我们兄弟五个,都是吃天的主,我刚好又排行老三,不是有句话吗:偏大的、爱小的,中间加个受罪的。所以,我自幼身体不好,严重营养不良,能幸存的活下来算是老天的眷顾了。五六十年代,我的父亲就是一名老党员,曾担任村上的贫协主席,带领乡亲们修梯田、上水保、打水坝,开荒造田,植树造林,完成了大量农田基本建设。那个时候,虽然东沟、西沟、南沟都建了水库,农民不知脱了多少层皮,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甚至宝贵的生命,但仍然未能实现旱地改水田的愿望,仍然未能解决填包肚子的问题。记得七十年代中期,我的大哥上高中,每周背的馍全是高粱面耙耙,里面还搅拌着野菜。七十年代后期,到我和二哥上初中高中了,情况稍有好转,背的馍是玉米面坨坨。玉米面坨坨刚出锅时,松软鲜美,香甜可口,可背到学校过上一两天,就变成了一块块砖头,又硬又瓷,泡不透,口感差,尤其到了冬季,天寒地冻,稍不小心门牙就崩掉了。我现在有时常想:父辈祖父辈,其实是很努力的,他们为新农村建设吃尽了苦,受尽了难,那个时候上水保都是四点半起床,晚上八点多才收工,可就是这样,老天不下雨,土地不打粮,他们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更甚至连一碗热腾腾的油泼燃面都没咥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春风化雨,吹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吹到了农村的田间地头,吹绿了亿万农民的心田。我们村和全国一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的日子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春和景明,百废待兴,风调雨顺,气象万千,仿佛天地万物突然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乡亲们干劲倍増,粮食年年大丰收,家家户户种植烤烟果树,发展养殖业,政府大力扶持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不几年时间,村上大多数人已摆脱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母亲再也不为四弟上学背馍发愁了。到九十年代初五弟上学的时候,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背的馍是白花花、香喷喷的麦面锅盔。再看如今的情况,孩子们已经跌到福窖里了,不仅可以上灶,政府还有生活补贴,小学生每天早上还免费送鸡蛋、牛奶等,上幼儿园还有专车接送……。
2006年1月,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对农民的最大解放,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过去农民要交供购粮,种植考烟、苹果要纳特产税。记得当年,各村队在收税标准上意见不统一,有按种植亩数收的,有按产量多少收的,有按果树数量收的,有人苹果树刚栽种,村上就来收税,农民一气之下把果苗全拔了,为收税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农业税划时代的取消,这无疑给农民减负松绑了。农民一下子活泛起来,种植、养殖等多种经营热情高涨,这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迎来的第二个春天。春风化雨润心田。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我们叔伯兄弟中三个哥哥,一举中榜,分别考上了大学和中专,这在当时十里八乡影响很大,穷人的孩子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1982年之后,我们家先后还有几位兄弟跳出了农门,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我们家真真正正成为改革开放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二)去年观看由孙俪主演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悉知清末时期的陕西纺织局是很厉害的,其纺织贸易也是十分繁荣发达的。由此就不难理解: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有织布机,解放后纺织厂为何扎堆西安咸阳了,看来陕西关中地区纺织业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可新中国成立及六、七十年代,由于物质匮乏,棉花产量低,一家人盖一床被子,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衣衫褴褛,冻死人等现象也是不足为奇的。七十年代,我上小学时,最怕过六一儿童节,因为学校要组织庆祝活动,要统一着装,每年我都是买不起新衣服临阵被淘汰下来的。这对我自尊心伤害很大,以致使我对穿新衣有一种天生的厌倦与排斥。那个时候,我们家也有一台织布机,是祖辈留下来的,叔伯三家共用。母亲是纺线织布高手,但也难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况。
1982年我考上中专,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不在穿哥哥褪下来或亲戚送的旧衣裳了。也许是上帝和我开了个玩笑,我这个对穿新衣排斥的人,居然上了咸阳纺织工业技术学校,而且是机织专业。上学期间,我穿的像样的衣服有两件:一件是军绿色的确良便装,一件是蓝色涤卡中山服。当然穿上新衣服还是很长志气的,丑小鸭一下变天鹅了。上学时,我梦想工作后能有一块手表;工作后,我梦想结婚时能穿上西服。八十年代,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九十年代初,国家鼓励下海经商,我爱人悄悄试水,在咸阳最大的嘉惠商场开了家服装布匹小店。我经常到康复路、李家村等批发市场进货,每去一次,感受都不一样,真是:改革春潮涌动,市场节奏飞快;品种日出日新,服饰引领潮流。在看我们企业,由单一的生产两三个品种,变成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品种。就连农村老家我母亲手工织的床单,都变三色四色的提花织物了。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1992年春节,我和爱人忙于生意,到三十下午才匆匆赶回老家,给母亲送了一件时兴的仿毛呢子上衣。母亲爱不释手,她那见过这么好的衣服,试穿之后很合身,而且特别好看漂亮,我们都建议母亲穿上,不要再脱了,她却说等出门了再穿。1995年母亲病世,我们发现这件衣服一直锁在柜子里,和她的老衣放在一块。这下我们全明白了,母亲她老人家舍不得穿,毕竟这件衣服是儿媳妇送的,意义非同寻常,对她老人家来说,太爱惜太珍贵了。我们就满足她的心愿,把这件最喜爱的呢子衣服给母亲穿上。
改革在前进,一切都在变化当中。1998年国家限产压锭,纺织服装业这个利税、创汇大户退出了支柱产业的行列,这也预示着不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求了。
如果说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人们穿着单一,清一色黑、蓝、绿、灰,同吃饭一样,基本能吃饱穿暖、饿不着冻不坏,再也不凭票排队供应了。那么九十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物质生活的提高,穿衣更多的追求时髦时尚,花色多样多元。二千年之后至今天,以笔者之见,纺织服装业已经完成了从“产品需求”到“品牌需求”,到“品位需求”,再到“人文需求”的转变。从国家层面上讲:由“中国制造”已经转变为“中国创造”了。就纺织企业而言,供大于求,优胜劣汰,重新洗牌。我们所在企业,2004年重组改制,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到2017年,厂房已成了一片废墟,成了房地产商——碧桂园的新宠儿。就个体来说,城乡之间已无多大差异,旧衣服已经成了家庭灾难,送(捐)都没人要了。有时看见垃圾桶扔掉的衣服,都是半成新的,真可惜,但如果堆积家里,占地方不说,还会构成二次污染。
(三)我们家住地窑,是爷爷留下来的老宅,有二亩地大。老宅分三部分,前院是菜园,后院为打碾场,中间才是地窑,共五孔窑洞。幼小的时候,最怕的两件事:一怕半夜暴雨来袭,因为地窑无法泄洪;二怕拉土、起圈、担水。住过地窑的人都懂,也经受过其折磨。六七十年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浮夸之风盛行的时期,我国大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村也不例外。村上选址在靠近我们家桩基的东边,并排建起了几十孔土坯拱起的窑洞。与地窑所不同的是,他们是明庭,相对地窑有了较大改进,而且成本极低。1979年8月,我们村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由于街道水流不急,加之规划设计缺陷,致使一家被淹全户遭殃。当时有一户人家长年在山上包地,家里无人,洪水如猛兽般涌进了他们家,其它挨个灌了个头头灌。一夜之间,几十孔窑洞全部坍塌了。新农村建设,每家设计两孔窑洞,我们家五孔窑洞,一个不剩全部毁于一旦。
人常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下我们人老几辈的老宅没有了,就连父母积攒的所有家当和队上刚分的夏粮全部被掩埋了。当时,我的父亲病重在身,卧床不起,还是隔壁叔父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来的,这次洪祸对我的父亲及全家打击是致命的。就在我们家徒四壁、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下,党和政府给予了经济救助,亲戚邻里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村上和我们的全力自救下,到年底又盖起了五间土瓦房,并于春节前搬进了新居。我们老宅的地窑一去不复返了,我再也不为半夜下暴雨而“担惊受怕”了。党和政府给予了我们重生,点燃了我们新的希望之火,这是我们全家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最令人伤心和遗憾的是,我的父亲刚刚搬进新屋,就老病新病一块缠身,他老人家于1980年农历3月撒手而去。父亲临终前告诉我们兄弟:要好好念书,争取考上大学或中专,这是咱农村人唯一的出路。他还再三叮嘱我们:党的恩情不能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不能丢。正是在父亲的影响和谆谆教导下,我们叔伯兄弟十几个,都先后走上了不同的岗位,为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忘初心,默默奉献。
2011年9月进入雨季,罕见的持续二十余天的连阴雨,致使我们1979年盖的土瓦房,面临着倒塌的危险。就在同年5月,我的大哥因病去世了,家里没有力量重新翻修房子。我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党和政府救助政策的阳光,又一次照耀至我们全家。农村所有的茅草房、土瓦房列入危房,要求一律拆除,政府按实际给予适当补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家又盖起了一砖到顶的砖瓦房。
如今,地窑已成为历史,土坯房已不多见,村上百分之九十已盖起了砖瓦房、楼房;深井打水已成为历史,自来水已引入千家万户;推磨子、上山砍柴已成为历史……。
(四)1982年考上初中专,大哥去送我,我们分别背着几十斤重的铺盖行李,徒步40余公里,翻过两座大沟来到县城,然后坐班车至古都咸阳。记得那天一直下雨,而且雨特别大。按往常如果走小路,三个小时就到了,这天由于泥泞路滑,我们绕公路整整走了一天,天擦黑才赶到县城。此次长途跋涉,由于走的是石子路、泥泞路,感觉被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还艰难。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从咸阳坐班车至县城,然后倒车回老家。谁知在翻封侯沟时,由于当时风雪交加,坡陡路滑,车行驶到南坡中段时,突然刹车失灵,一车人惊慌失措,命悬一线,好在司机沉着冷静,经验丰富,化险为夷。至此以后,我每年回家,遇下雪或路面结冰,宁愿步行再也不敢坐班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