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一生只有短短31年，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
她生命的31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转变的一段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萧红出生在东北；随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动荡不安，萧红在这个大社会环境中成长；
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民国进入黄金十年建设期间，社会稳定、教育发展，这时候的萧红为继续上学斗争，为反对包办婚姻斗争，两年后离家出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土沦丧、民族危难，萧红的生活也经历着改变，她和萧军于1938年初正式分手，那时离她最后生命的终止只剩三年。
看一个人的一生，不能避开她背后的社会。
读萧红传的这几日，心情一直很压抑。
民国时期是完整与破裂冲击的时期，是新旧思潮动荡转变的时期。
这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造就了萧红这个矛盾体，她既追求自由独立又不放弃寻求情感依赖，她敏感反复但有时又木讷迟钝，她遇人不淑又难断其乱，她既可怜又可恨。
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
萧红原名张乃莹，张家祖上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到了爷爷这一辈搬到呼兰县，是个地主人家。
在当地有个说法，端午节出生的孩子是不吉利的。
农历五月被称为恶月，是猛兽毒虫最活跃的一个月，五月初五端午那天被称为恶日，是一年中毒气最盛的一天，所以古人认为这天出生的小孩会克父母。
萧红的奶奶因此对她带着深深的成见，萧红的父母也因为是女孩而冷落她，在这个大家族里，只有爷爷给予了她温暖。
萧红的童年是无拘无束的野孩子般生活，与大户人家该有的大小姐形象大相径庭。她顽劣、胡闹，不讨父母的欢心，在爷爷的溺爱下，自由奔放的成长着。
萧红六岁时，奶奶去世；八岁时，母亲去世；九岁时，她迎来了新妈妈。
为了减少女儿和新妻子的矛盾，父亲将萧红送去上学。
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着，萧红迅速接受着新文化新思潮，用新的眼光观察着世界。她站在底层人民身边，剪短发，参加学生运动等。她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愈发变得叛逆和激进。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张廷举很像。
张廷举少年时代也是个叛逆性子，他不甘心将一生的命运栓在土地上，于是，自作主张离开呼兰县去到齐齐哈尔市读书，随后，当教师、当校长、当教育局局长等。
张廷举支持反封建，力主女儿接受新式教育；可是，对于萧红从一个疯闹的顽皮小孩，一跃成为激进青年的变化，他是始料未及的。尤其后来，萧红参与到反对日本侵略的学生运动队伍中，令他更为担心。
他不是反对女儿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只是担心小孩冲动倔强性格，会捅出大篓子。
所以，萧红初小毕业后，家里人就反对她再继续读书。
关于继续上学的斗争，萧红争取了很久。这场斗争也是父亲与女儿的斗争，两个性格同样倔强的人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很久，最后以萧红的胜利告终，她争取到了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权力。
在萧红眼里，父亲张廷举是可恨的。他不爱自己，从小就板着一张脸动不动就呵斥她，他阻止自己继续上学，包办她的婚姻，等等。
然而，张廷举本身也是可怜的。他读过诗书、见过世面、反对封建，却无力对抗传统，娶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妻子萧红母亲；他支持新式教育，新文化活动，却也害怕女儿接受太多新式思想，显得出格异类；他反对传统，可也传统的重男轻女，续弦。
他的一生是苦闷的，上面是父辈传统封建的枷锁，下面是子女新潮前卫的激进突破，他夹在中间，纠结一生，压抑一生。
在萧红笔下，父亲是恶毒的。
父亲老去后，曾托人寻找萧红的文学作品，他期望从书中看到萧红的现状和思想，可是殊不知，那时候的萧红已经逝世于香港。
在萧红初中毕业之际，家里人为她订下一门婚事。
这是一门实打实的包办婚姻，对方是汪恩甲，也是一地主家的儿子，和萧红算得上门当户对。
萧红在哈尔滨读高中期间，汪恩甲时常来校园探望这个未婚妻，两人不深不浅的交往着。
其实两人并没有大矛盾，大的意见纠纷，若是这样交往下去，婚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抵制包办婚姻，像鲁迅、徐志摩；萧红也认为，作为新女性，屈服于一桩包办婚姻，不是自己的性格；这难免也显得为反对而反对了。
所以，有些人物评价文章中说萧红作，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追求独立，可是她离不开人群。
萧红后来跟随已婚的表哥私奔，到北平读书，花完了所有钱之后，无奈回到东北，答应了结婚这件事，然而其实，她心里还在筹划着第二次离家。
再次逃家，到达北平之后，表哥陆振舜并没有跟来，这个表哥是个多情、软弱、可恨的人；萧红失望、孤寂，又缺钱，她给未婚夫汪恩甲写信；汪恩甲如期而至，不仅带来了钱，还填补了萧红内心的空缺。两人再次花完了所有的钱之后，一起返回哈尔滨。
这次返回，闹了一桩轰动呼兰城的丑剧。
汪家因为萧红和表哥私奔的事，大为恼火，取消了他俩的婚约。而这时，向来反对这桩婚姻的萧红，却拼命捍卫这个婚约，一纸诉状将汪恩甲大哥汪大澄告上了法庭。关键人物汪恩甲这时候，虽舍不得萧红，但要维护家庭的名誉，违心的承认了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
如此，官司败诉。
张家因萧红颜面丢尽，整个呼兰城都在嘲笑这件事。
在萧红第一次私奔的时候，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张廷举，因教子无方被撤职，到巴彦县任督学。这一次，失望透顶的张廷举决定，举家迁移到阿城县的乡下老家，把萧红幽禁在乡下。
为何萧红既不爱汪恩甲，又不愿退婚？
她大约也是无助，初恋私奔的表哥懦弱靠不住，父亲的亲情靠不住，她环顾茫茫世界，总要找一个人靠靠，只就只剩汪恩甲了。
事实证明，汪恩甲也是一个靠不住的人。
萧红第三次出逃，从乡下老家逃到哈尔滨。她衣衫褴褛，身无分文，无助的时候又找到了汪恩甲。
她与汪恩甲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
这个结果很讽刺，她四年里的反复逃婚、抗争，可是每到无助时候却总是向汪恩甲寻求帮助，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起了。
不过，开头说了，汪恩甲也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两人坐吃山空，欠了旅馆巨额食宿费，在萧红怀孕后的某一天，汪恩甲借故回家取钱，一去不复返。
对于那时候的萧红来说，汪恩甲是可恨的，他抛弃了她们母子；他自己也是可怜的，既爱这位个性的大小姐未婚妻，又承受不起传统的目光。
孩子出生之后，萧红一口奶没喂，就将小孩送人。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萧红这个母亲是可恨的；可母亲本身也是可怜的，她毫无生活来源，自己都食不果腹，如何承担养育小孩的重担，她跟了萧军，却怀着别人的孩子，孩子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她过去的痛苦。
萧红是一个无法独立生存的人，她依赖男人，需要情感；正是因为这样缺乏独立意识，可又追求自由的性格，让她的男人都一个个抛弃她而去，陆振舜如此、汪恩甲如此、萧军如此，后来的端木蕻良也是如此。
萧军的出现，就是萧红在被汪恩甲抛弃之后，寻找新依靠的结果。
这段历史在电影《黄金时代》、《萧红》中均有体现。
萧红因拖欠住宿费，被困旅馆，在洪水季被一艘小船救下。
彼时的萧红顶着大肚子，抓住萧军这根救命稻草，抛弃了刚出生的女孩。
两人开始在旅店里同居，他们的生活一直穷困潦倒；随着革命动荡，他们俩也一直颠沛流离；从哈尔滨，到青岛，再到上海。
这段时间也是二萧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尤其到了上海之后，有了鲁迅的提携，萧红逐渐成长成为知名的民国女作家。
生活状况改善了，二萧的知名度提高了，萧军的绯闻也越来越多。
萧红是个矛盾体，既依赖人，又自我。
伴侣萧军移情别恋之后，她又寻找友情来填补这份空洞。她喜欢找朋友聊天，而且常常说得忘了时间；这一点上，许广平颇有微辞，萧红常常去找鲁迅聊天，时间和次数长到令主人勉强。
萧红害怕过没有温度的生活。她知道萧军已经不爱她了，所以决定东渡去日本，渴望改变自己。
然而，她本就是一个不够独立的人，在去日本的路上她就已经开始无比思念萧军。
思念战胜了曾经不愉快的记忆，不过事实是，萧军并未改变，他和好友妻子发生婚外情，而且动不动就对萧红实施家暴。
萧红一生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逃避，她又去了北平。
又因为思念萧军，不久后再次返回上海。
萧军是可恨的，他家暴，无情，与萧红相爱才半个月就移情别恋，之后一直恋情不断，甚至对萧红诉说他对别人的爱怜；萧红是可怜的，她苦苦抓住感情的依赖，既苦闷又解脱不了。
端木蕻良的出现，就成了萧红新的感情寄托。
和端木蕻良的感情平实多了，这时候的萧红已经不是少年时期的尖锐个性了。
不过，对于和萧军生的孩子，她还是没有留下。
端木给了萧红此生唯一的一场婚礼。
萧红至始至终没有成为独立的人，她不断的抓住感情寄托，可是却总是怀着上一个的孩子，跟下一个人在一起。
萧红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香港渡过的。
她最后病重的一段时间，是由东北作家骆宾基陪伴着的。
关于萧红最后一段时间里，端木蕻良是否陪伴在侧这件事，已成谜案。
但，能确定的是，萧红遗言把《商市街》版税留给弟弟，《生死场》版税留给萧军，《呼兰河传》版税留给骆宾基，说明她已经把骆宾基当成亲人了。
萧红的一生是可怜的，颠沛流离，饥寒交迫。
作为女儿，她不受疼爱；作为爱人，她屡遭抛弃；作为妻子，她承受家暴，不被尊重；作为作家，她没有像样的创作环境。
她的一生也是可恨的。
她反抗父亲，却总需要男人做依靠，成为男权的另一种牺牲品；她追求自由独立，却一直无法自立；她不负责任，抛弃自己的孩子，两次。
想起一句话“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她的才华是她理想自由的启蒙，也是悲惨人生的引线。
她的叛逆与顺从，自我和依赖，可恨与可怜，在文字中独立绽放，这也许就是她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