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张宏杰分析了曾国藩在不同时期中，对于命运的思考、解读，及其思想、行为方面受到的深刻影响。
曾国藩在留下的文字中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之人。
祖父星冈公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他有三不信：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并以此授子孙，故曾国藩初期并不笃信风水之说。
祖母丧后在性格强硬的祖父坚持下，葬入一木斗冲之地。此地风水并不属上佳，但是祖母葬后不久，家中诸事顺遂，曾本人后又升任侍郎，成了实职副部长。
此后，曾国藩对于风水一说的态度从“存而不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祖母所葬的木斗冲之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上佳的风水之地，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自此，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人死后，其灵魂会随风而飘动，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处，并能福荫子孙。
曾国藩的世界观建立在程朱之上，他的风水观主要依据就是朱熹的风水理论。
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曾斋醮三日，儴灾祈福。
他认为湘军攻下天京，有一半功劳应归于关公老爷。因为曾国荃曾向关公救雨，关公欣然出手，扫去暑热，帮助湘军成此大功。
同治五年，曾国藩幼子纪鸿得了痘症，“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纪鸿病愈后，他择吉日亲作祭文送痘神，“以二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永无病灾”。
但是曾因祖母之丧对风水之说产生的笃信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
咸丰八年四月，曾家请人扶了一次乩，预言说曾家将遭大难，半年后，六弟曾国华死于敌军之中。
当时湘军刚刚攻下九江，军机颇顺，曾原以为可以顺流东下，迅速消灭太平天国，不料扶乩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败”字，言“败”不但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命运。
直到曾国华丧后，曾国藩才悟此败字何指：“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符，岂非数皆前定耶？”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风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论不已，对“天”及“天命”的崇拜却是儒家毫无争议的世界观基础。
孔子相信人的贫贱富贵夭寿都是天命安排的，并借子夏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风水”与“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
自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规律变成大喜与大悲交错：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亲之丧；他刚攻克武汉田家镇，湘军卖房达于顶峰，紧接着水师大败；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进展顺利，不料父亲突然去世；咸丰八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声名大振，不料马上遇到了六弟之祸。
由此，曾国藩的思想上有所转变，他开始认为，祖母葬后家中出现的诸种吉祥，不过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得意后的大失意。一个人的穷通死生和一个家族的兴衰起伏，怎么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决定和改变？
“天命”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人的命运完全由所禀之气决定，“人之禀气，宝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成为理学名字。
初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正是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让他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又因为湘军的成功，使他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
自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
命运由大劳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此时，他找到了“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作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古人的命运给了他无数感慨，命运的不平并不只落在他一人身上。他去读历史，揆诸自向，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
曾国藩曾经考了七次秀才，进士落榜两次，但是28岁考中进士后参加进考，却列一等第三名，后提为一等第二名，得以入翰林院。京官生涯中十年七迁，三十多岁成二品大员，是真人版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则在于他遇上太平天国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他在战争中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着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在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他写信说“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使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来。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且防曾国藩功高震主，他对曾国荃，也对自己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
随着阅历加深和年龄增长，曾国藩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至晚年曾国藩对命运的迷信开始超越合理界限，他甚至认为，人就是一个“运气口袋”，一切皆是运气为之，一个人一生寿命、健康、穷富、贵贱，赌博、科学、军事，都由命运主宰，人力能及者甚少。以至于提出“不信书、信命运”这样的结论。
虽然一生出将入相、封候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深深陷下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持悲观态度的因素。
他的几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悲惨。
国家的现状，更让他伤心，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咸丰九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虽然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告诉别人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从来不向世人揭开命运难违的悲惨真相，否则，生命这场游戏，就彻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虽然深知天命不可违，还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垂范后世。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晚年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于他来说并非漂亮话，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至死也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不顾病体。
曾国藩之学，本是以理学为本，兼收并蓄，无所不包。从本质上说，他是个经验主义者。各种理论，从儒家到风水，都是用来装他自身经验的筐而已。乃至晚年，他更是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各方面资源，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需要时信手拈来，许多事情，在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可。
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而风水鬼神报应之说也并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风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风水而得宝贵的事实，因为这毕竟是从理学“气本论”原理推论而来。
正如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风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即，风水实际上也是天命。孔子的天命说和朱子的风水说被他用这种方式统一了起来。
曾国藩晚年信条：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