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时间里去回忆过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你的童年时期。因为多年来的生活经验、偶尔谈论时与他人比较的不经意之间，也许你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对童年的记忆以及部分事件是否发生和其中所包含的定义。
如此，就算是你自己也无法确信那是否真实。
而对于我来说，还有较为困难的一点就是我的起点是我正在襁褓之年，在那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我只能揣测，无法确定。
例如我们整个家庭生存环境的地理位置迁移。
如果在我的面前摊开一张中国地图，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寻找那些位置，这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没有任何理由。现在的随便买一本普通的地图册，上面已经分为很多类型了，例如省市地图和交通地图。我不太喜欢前一种地图类型，因为它看起来太近了，几个城市的距离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可以看到。而后者就好太多了，它上面有盘根错节的线路，你沿着一条路线要向着方向看好久才能到达目的的。
要走好长好长，如此，我就欣慰许多了。
那些记载了我们整个家庭的生存环境的地理位置之间怎么能如此之近，怎么能如此之小，如此之轻？
在这一系列的生存环境迁移中，我父亲是核心。他做的规划，他做的决定，他做的从零开始的工作。当然，这一系列的环境迁移也影响着我的一生，甚至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一生。
在这些生存环境的地理位置中，第一个就是广东。
在那个年代，广东相较于中国的其他城市，算是很发达了，这所谓的发达在那时候看来自然是指经济方面，尤其是可以获得金钱的方面。周围的人要么在家延续世代所传承的生存工具——种地，要么就会去广东。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据我母亲所说父亲最早踏上广东的行程时，他十八岁。
后来他们谈起，我父亲在那之前干过许多事情，种地这自然是不用说的，还有其他的，例如：挖煤、建筑、重庆的棒棒、挑货翻山越岭地去集市上卖等等，但是这些活动都无一例外是在自己的故乡——重庆的范畴。
而后，我父亲去了广东，再然后又辗转去了新疆。
纵观我父亲的一生，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生存环境的地理位置迁移的一生。
重庆、广东、新疆，这几个地方是拥有我父亲足迹最多的地方，直到现在我父亲还在这几个地方辗转。前一个是故乡，是生下了我的父亲但从未能赋予他生存能力的地方，可以说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生存地理位置是无奈的。
在广东进厂、建筑，在新疆种地，这三项生存能力也穿插了我父亲的一生。前面在三个地理位置上我说了重庆，而后面两者，前者广东在我看来这第一生存的地理位置在父亲的三个时期拥有三种不同的意义。
我父亲或者说我们整个家庭初次去往广东的时候，他应该在十九岁左右，这时候的广东对于他意味着新的生存机会，但是短时间后他发现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整个家庭的生存能力。而再后来的几次广东之行，我父亲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可以更方便地往返与两地之间所做出的抉择，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建了房子，孩子都已长大，整个家庭也都已经慢慢地向现代的家庭发展，金钱的压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而再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父亲已经渐渐地趋向于年迈，不愿意走得太远，也不愿意在已经可以赋予他生存能力的故乡拥有较低的收入，更不愿意就此不再出门赚钱而在故乡养老，所以这时候的广东对他来说更像是和他一样年迈的广东，像是最后的没有抉择的抉择。
其次就是新疆，在我的生存思维里，和大多数陈旧的思维一样：有自己的地和房子才算是可以证明一个人在那儿生存过。所以，这样的生存，在我清晰的记忆中，我父亲在新疆可以说算是待了两次，第一次是我幼年时期，那时候有我们整个家庭，时间长达六年之久。那几年是种棉花，期间，我所记得的是我们居住的房子从破烂满、潮湿、阴暗，地上满是蛤蟆的地方搬到了崭新、阳光、水泥地板，门前还有大片棉花地的地方。第二次是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些年只有我父亲一人，母亲也偶尔前去，时间长度是四年，那几年是种红枣，房子是我父亲亲手搭建的铁皮房。
而新疆这一生存地理位置带来的影响，不光作用于我的父亲，还有我们整个家庭。在那儿我父亲拥有了养家糊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并且继而有了存款，有了可以回到故乡修新房的能力，在那儿我们几个孩子上了小学，在那儿我们整个家庭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开始走向了现代化的家庭，也是在那儿，我的性格中和感情中拥有了另外一种类似于沙漠的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