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公街32号

这些有关老刘家的事儿，都是母亲最近几年常挂嘴边的，我听过也就忘记了。大嫂走心，她把母亲琐碎的唠叨记录了下来。虽说俺胸无点墨亦缺大志，还是想尝试着整理出来，为母亲，也为自己。

母亲姓刘，“刘家大树下“是她的微信家族群。群内骨干均刘姓，我算外戚，属于沉底儿溜边的小黄鱼，难得冒泡儿。

妈的爷爷，从我这论得叫太姥爷。太姥爷过世的时候，我还在妈的肚子里翻跟头呢。老人家走了没几个月，我来了。

不过太姥姥（妈的奶奶）我是见过的，瘦瘦小小的，姓张。她和姥姥、姥爷同住在一个小院儿里。

这个小院儿就是北京市东城区西公街32号。这个地方很多北京土著也未必清楚，它与著名的锣鼓巷比邻，这么一说就能知道个大概齐。

西公街，民国初称西公街，民国36年（1947）称京兆西公街。因位于京兆地方公署西侧而得名。1949年后称西公街，街内均为居民住宅。

京兆地方公署，那时已经变成河北北京中学。

小时候，节假日我经常坐上107无轨电车，花上几分钱打个票，从白石桥出发，途径西直门、新街口、地安门、鼓楼就到了小经厂。

下车过马路，正对着河北北京中学的大门，坐北朝南。门口有不知名的大树，遮天蔽日，很是气派，到了夏天知了喊得倍儿欢畅。

沿着中学的东、西外墙岔开有两条胡同，分别称作东、西公街。太姥姥家就在西侧这条只有四米宽的胡同半深处。

西公街还是条死胡同。

32号院是个破旧的小杂院。三面住房，南面是很矮的围墙。

院里住了三户——姥姥、姥爷住东屋，太姥姥和她的女儿（妈的小姑）住北屋三间的一半，这算一家；同住北屋的是杜春英一家；西屋住的王婶儿一家。

北屋的对面贴南墙还搭建了一个简易厨房。小院的东南角，有个简陋的厕所，蹲坑那种。厕所对角线的位置，还有一间小黑屋，不记得是住了人还是堆了杂物。

关于小院住户的记忆可能是有偏差的。

三九天，公用水龙头被裹着厚厚的“棉衣”，龙头下的地面高高低低冻着冰，接个水可得加着小心。

冬天要靠炉子取暖，开春后，炉子会搬到院子里。从开始烧煤球儿到蜂窝煤，后来也用上了煤气。

西公街32号的房主正是本文主角刘善锜。小院其他几家都是租户。

刘善锜是何人？母亲的爷爷，俺没见过面的太姥爷。

刘善锜无疑是刘家大树下的男一号、那颗最亮的星。或许说他就是刘家大树本尊更恰如其分。

刘善锜（1879——1955）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部秘书长、天津政府顾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

末代皇朝最后的举人

刘善锜，字作琳，晚年号晚松。河北玉田县刘现庄人。清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初八出生于农家。

追根溯源，可追到太祖刘现。有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1404）刘现从河北献县来到河北玉田县，看这块地界开阔平整，便迁居于此，自此开枝散叶，便有了刘现庄。

到了刘善锜，已是第十五代。

善锜自幼好学，家教甚严，其长辈对他潜心培养。

家教甚严到什么程度呢？其父经常手持小鞭，命其跪在地上背书。善锜成年后，请画师专门画过一幅工笔画，画中正是一个跪地读书少年，身后站着面色严厉的父亲。

可见印象之深。

少年刘善锜当时为了贴补家用，给村里几户农家放羊。晨光中，夕阳下，边放牧边读书，他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18岁时，刘善锜取得秀才功名。家塾先生看善锜勤勉好学，鼓励他继续深造。

1900年八国联军烧毁了位于北京的顺天贡院，到了“三年一大考“的1903年，直隶（河北）癸卯科乡试无法在此举行。

善锜只好听从安排，去河南（开封）贡院应试。因路途遥远，耗资过重，自家无力支持他赴考。他甚至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鞋。幸得三婶母的娘家卖掉良田五十亩给与资助。

24岁的刘善锜不负众望，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中举。

乡试，通常在中秋前后举行也称秋闱。

而此时废除科考的呼声极高，清政府迫于压力，在1905年9月2日正式宣布了废止科考。

从隋唐时候开始，封建王朝实行科举制，为各级官吏选拔人才。明朝时，逐步发展完善，达到鼎盛。1905年，清朝宣布废除科举制。这一制度在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
很多人认为，明清八股取士，束缚读书人的头脑，不利于培养真正的人才。虽然科举制存在着各种缺点，但不可否认，它是封建社会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

刘善锜成为清末最后一科（期）举人。

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二、三月，各省举人到京师参加会试，也叫春闱，考取者为贡士。

贡士再继续晋级就要参加随后的四月间，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即成进士。贡士参加进士考试一般不再黜落，只为方便封官排名。

此时，善锜求取功名之路止于举人。至于他为何没有参加1904年春闱（河南开封贡院），不得而知。也许因为路途遥远，缺少费用。当时确实也有大批农家试子囿于窘迫，断了求学之路。

当然也不排除善锜希望再多复习几年，参加下一科的会试。

他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科举考试的废止，就像一个学生一路幼升小、小升初、中考，奋斗过来。什么提高班、串讲班、冲刺班、真题班、坑班学了一大堆，每周末学而思、思而学的也都不缺课，考卷做了几百公斤，最后上面说“高考取消了”。这个郁闷可想而知。

峰回路转。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保和殿举行了第一次举贡会考，试以经义、史论各一篇，一次性录取了吴承仕等367人。

不幸中的万幸，1906年正式叫停科考之后的1907年，在保和殿举行了一次朝考。

28岁的农家子弟刘善锜，背着考试用的小桌子，来到京城，借住在老乡王政和家。他以举人出身应清政府保和殿再行考试，在千余人的朝考中脱颖而出，考得第二名。

刘善锜顺利地完成了清政府“由举人职考“，以优异的成绩迈过了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最后一道门槛。

这事儿听起来确实厉害。

关于以上，我特意询问了刘家后裔（研究科考的专家），答曰：当时很多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需要就业定职，请求清政府给予考试机会。还有约十几万的秀才、举人摩拳擦掌考到“半路”，有些人已到中年，同样有此请求。

为了安抚这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们“，清政府颁布了诸多优惠政策，同时增加了两次定职考试，1907年是第一次。

另有后人回忆：

听说当年的皇榜的原件有人要出17元买走，没卖，后以19元卖出。
胖大爷殿试（应为朝考）考取第二名，封了个九品，给了件黄马褂。官府来报喜，老太爷（善锜的父亲）不在家，过了一会儿，老太爷背着粪萁子才回来。

胖大爷即刘善锜。

刘善锜因考试成绩优异，先是分配到翰林院做侍读，之后又去了学部（相当于今教育部）任主事至辛亥革命（1911）停职。

明代有种说法“非进士莫入翰林，非翰林莫入内阁”，此时堪称青年才俊刘善锜人生的高光时刻。

改朝换代中的小县长

刘善锜参加了1914年2月北洋政府举办的第一届知事试验，第一试第二试平均成绩75分，并列第20名。根据各科平均成绩最终刘善锜取列乙等。
此次试者共2458人。

民国初年，刘善锜应县知事（县长）试验取列（考试通过），分配到黑龙江省试用。民国四年（1915），署理（代理）该省庆城县（今庆安县）知事。在任职两年零八个月后，坚决请求辞职。时年36岁。

庆安县，历史沿革比较复杂：
原名“于清窝堡”；
1882 年2月（清光绪八年）改称“于清街”；
1885年5月，取“于清”二字之谐音，以“吉庆”之意，定名“余庆街”，后又定名余庆县；
1914年2月5日改为庆城县；
……

刘善锜正是此时接任小县长。

刘善锜的小女儿回忆说父亲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曾经为了训练语言表达能力急得“直抽自己”。

刘善锜一介书生，成为新时代的第一拨职业官僚，在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度日想必是异常艰难。

说两个事：

（1）东北的背景——清朝入关后不久就下了封禁东北的命令，禁止汉人移民东北，这一封就是200年。一直到1860年，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俄国的步步紧逼，放开柳条边，允许老百姓去东北开垦实边。

清朝在东北设立的管辖机构是三个将军，其实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军区，因为老百姓太少了，没什么民政事务需要管理。

1907年才改设行省，但是可想而知，到清末民初，整个东北总体上依然是地广人稀的状态（1931年庆城人口11万9千）。

庆城县这个位置。比传说中“流放宁古塔”的宁古塔（今牡丹江）还要往北，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年火车只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庆城还有170多公里。真真儿是“鸟儿都不拉屎”的地方。

（2）从1915到1917年发生了什么？1915年初，日本胁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引发舆论大哗，年底大总统袁世凯宣布称帝，引发护国运动，一片大乱。

1916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马上开始“府院之争”，政局又是一片混乱。

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复辟清室，被段祺瑞镇压，继续一片混乱。

至此，青年刘善锜，先是赶上了废科举和清帝退位，被迫跟着“共和”了，价值观崩塌一次；接着“大总统”又变成皇帝了，好不容易树立的价值观再次崩塌；然后他之前效忠过的清朝皇帝又回来了，还没等他转变好观念，皇帝又没了。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理想，关于功名，关于穿越官场的旅行。如今我们天天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这个时候他已经看明白想明白了，什么大总统、皇帝、总理，都差不多。之前费劲巴拉读那么多圣贤书，无法解释这个现实世界，价值观来回崩塌都碎成了玻璃渣。

在东北那座封闭的小县城里，两年八个月，应该是挺苦闷的。能识文断字的，两只手能数得过来。一年里半年都是冰天雪地，除了哄娃也没啥娱乐活动。

然而，善锜自幼热爱书法、诗词，这段日子里，想必也是书墨之香为伴。

当时小县长干满三年，将有比较大的升职机会。然而刘善锜偏不，他在干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候，任性地放弃了人生第一桶金。

一县之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老百姓打个官司递个红包的事情也是有的。关于这些，他不习惯。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路径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破灭了，还待在这冰天雪地的鬼地方干啥。

母亲回忆说爷爷（刘善锜）平日少言寡语，对儿孙不苟言笑，哪里像现在的爷爷有了孙子自己秒变“孙子”，在天伦之乐中沉醉不知归路。

这么看，刘善锜最适合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默默地书写人生。文秘是他最擅长的职业。

辞去县长的刘善锜，调充（调离原职充任新职）直隶（河北）省属秘书。

幸免于皇姑屯殉大帅

袁世凯（1859——1916）死后，中国失去控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来到民国十（1921）年上，东北军吴俊升被任命为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晋授陆军上将衔。42岁的刘善锜又从河北调到该省任秘书。

吴俊升（1863——1928），字秀峰，后字兴权，又字子琴，绰号吴大舌头，奉天昌图人，奉系军阀。

古代男人不仅热衷于多纳妾，而且还喜欢与志同道合之人结拜。张作霖的经历就印证了这一点，他娶了六位太太，结义七兄弟。

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时期，世间万物顷刻改变，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安稳，但是张作霖八兄弟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他们之中高学历高学识的人不多，大部分都还是地痞土匪，但正是这样的出身和同生共死的经历，成为了他们在乱世中保持兄弟情深的关键法宝。

按照年龄排序，吴俊升是张作霖八个拜把子兄弟中的老二。

皇姑屯（沈阳附近）事件：

民国十七年（1928）5月，奉军为北伐军所败，张作霖决定撤军出关。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吴俊升闻讯远迎至山海关，二人同乘一节车厢回奉。4日清晨，行至皇姑屯附近，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车厢被炸毁，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时年65岁。张作霖受重伤，当晚死去。

那么此时作为吴俊升贴身秘书的刘善锜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据家人回忆，1928年刘善锜随张作霖、吴俊升等人乘专列到北京开会。会后，刘善锜本应随行回东北。

而此时善锜得知母亲任氏（丰润燕子河人，咸丰二年生）病重的消息，他和吴俊升告假急火火赶回刘现庄看望母亲，躲过了一劫。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氏说自己救了儿子一命。

八卦一句，最近网红婚纱女王王薇薇是吴俊升的外孙女。

吴死后，万福麟（1880——1951）接任国民党黑龙江省主席，刘善锜继续留任省秘书。

母亲回忆说爷爷在东北做事时买过股票，也曾在良乡买过几亩地。当时日子应该过得还不错。

1930年，王树常（1885——1960）由国民党东北边防军司令公署调任天津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委充刘善锜为秘书长。

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确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河北省遵行修志精神（培养高尚的志向），1931年9月，在省会天津组建河北通志馆，由刘善锜秘书长兼任首任馆长，主持《河北通志》的编写工作。

王树常1933年调北平任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刘善锜跟随王到北平继续担任秘书长。

1935年8月宋哲元（1885——1940）接任王树常职务，此时刘善锜已经56岁，宋聘请刘为顾问。

1935年刘善锜从天津回到北平，租住在鼓楼东大街小经厂8号。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平，宋军队南移，刘善锜隐居北平。

此时刘善锜已经58岁。

家人回忆，“七七事变“前刘善锜月薪最高时400大洋。当时一袋40斤面粉2大洋。小学教师月薪20几。

二、三十年代，国内还是银本位（银本位制是指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

1929年金融危机后通货紧缩，银价大涨，国内受影响小，国民政府趁机实行币制改革，先废银改元，接着发行法币，锚定美元和英镑（主要是美元），3大洋合2日元、1美元、3法币。

而在当时的日本，在本州东北的一些穷地方，8日元（12个大洋）就可以买一个大姑娘（出去干活的那种，类似“包身工”）。

后人回忆齐奶奶（刘善锜第一任妻子）曾乘坐马车逛颐和园，进了园子坐轿子。

母亲说那时鼓楼老字号绸布店，正月十五邀请老客户看花灯，齐奶奶会带上她一同前往，老板笑脸相迎，请上二楼，糕点茶水招待一番。

可见当时收入颇丰。

善锜作为太祖刘现的第十五代传人，在1934年重修了族谱，并亲笔作序。族谱中记载，重修印制费共110元，善锜出资70元，余下由同族弟弟善言承担。

纵观刘善锜从辞职小县长的1918年，调充河北属秘书，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隐居北平的近二十年间，从秘书到秘书长、顾问，一路顺风，这和他做官清廉做人谦虚为人正直不无关系。

刘善锜从不准许家人接受任何礼品。他的专用公车更不允许家人派做私用。

母亲说：一次爷爷要去参加他亲侄子的婚礼，我当天放学比较晚，便有幸和爷爷一起坐小汽车前往，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乘坐爷爷的车。

爷爷原配齐氏过世时，回老家办丧事。他给前来吊丧的县长磕头表示感谢，县长吓得趴在了地上不敢受礼。

每次回老家都是走到村口下马（车）步行进村。

在天津任秘书长期间，家人带孩子一起去看戏。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市长（大沙发）专座空着，就坐上去玩耍，被爷爷狠批。

这些细节足以表明刘善锜的为人处世之道。

拒诱逼坚辞不任伪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丢掉了扎根多年的平津地区。为安抚宋哲元集团，并稳定西北军抗战大局，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司令，驻防豫北。

58岁的刘善锜选择了”退休“，隐居北平，更号为晚松。

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大汉奸、刘善锜癸卯同科举人王揖唐（1877——1948）专函派人多次送大笔款项，意欲拉刘出山任伪职。

任何统治政权之外的政府称为伪政府，里面的职务都是伪职。

刘善锜的小女儿说出山费4000块大洋，够置办一个小院的。当然不是现今帝都的楼价。

刘善锜婉言拒绝了王揖唐的“好意”，并为此重申家规，不沾染敌伪一丝一毫。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环境下， 贫困度日， 坚守名节。他说“要投也要投国民党”，绝不投日本人。

1945年12月6日晨，正在医院养病的王揖唐被捕。48年秋，王终被处决，身中数弹而亡，结束了罪恶耻辱的一生。

抗日战争初期，不足60岁的刘老太爷留起长须。闲赋在家每日写字作诗。

与中华民族八年浴血抗日同步，刘家也经历了八年艰苦的日子。刘善锜靠着“吃老本“和为老家商号写匾额，写扇面拿到琉璃厂换取微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可刘家人口众多，长期没有工资收入难以为继。刘善锜决定南迁重庆寻找出路（未成行）。他疏散了家人（姥爷一家六口回了玉田刘现庄），卖掉了汪家胡同（今东四十三条西段）的唯一房产。

母亲说，那是爷爷用了5000块大洋购买的一处四合院，约有十间房。之后不久，二姑（善锜的二女儿）想做保姆曾到汪家胡同寻找雇主，望着自己的“家”回想往日时光，有些伤感。

汪家胡同清代住过高官汪由敦。汪由敦是杭州人，考中进士后，历任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是著名的书法家，曾为乾隆皇帝代笔写过许多诗文。

重庆没去成，汪家胡同四合院已经卖了，手头越发拮据，善锜只好租住老友吴朋寿的房子——小经厂15号院。

吴是大房产主、律师，他是刘善锜1907年参加朝考的同科。

刘家租住了吴家正院南边的大半个侧院。姥爷一家在玉田老家待了两年（1939）又回到北平和其父刘善锜一起租住在吴家。

母亲回忆说，吴家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和一棵苹果树。果子熟了爷爷不许我们吃，说那都是吴家的。我们只能捡食地上的落果。

吴家有五个少爷三个小姐，和刘家的孩子玩得很好。吴家漂亮的二小姐喜欢母亲的大哥——嘉。假如大哥没有离家参加革命两人成婚极有可能。

这个侧院西边是个不小的菜园子，多年后改建成了实验剧场。四人帮时期，一次演出开枪燃着幕布，剧场烧毁。之后改建成文化部宿舍。

吴家雇佣种菜的长工宋福，家在解放区。刘善锜的长孙（母亲的大哥）嘉与宋接触较多。他们常聊些解放区的事情（不允许），受宋影响，嘉走上了革命道路。

嘉参加革命后曾派人来北平买药，因为没钱就找家里借钱。刘老太爷明白他们借钱就是肉包子打狗，且家里也没钱。他就让三儿子找北新桥附近开豆制品店的王政和（刘现庄老乡）的少东家借钱。

1939年对刘善锜而言，发生了三件极其不幸的事情：第一是长子（哲）39岁英年早逝；二是结发之妻（齐氏）病逝；三是读高二的长孙（嘉）离家出走。

这三个人都是刘善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次年（1940）61岁的刘善锜回到老家刘现庄迎娶第二任妻子张氏（1909——2001，玉田窝洛沽人）。张当时31岁，婚后继续租住的吴家。

张氏是初级女子简易师范毕业，在农村当过小学教师。月薪16块（当时小警察月薪8块）。张这门婚事是其哥嫂两口子做的媒，她并非情愿。

母亲回忆说：张奶奶嫁给爷爷当天就哭了，爷爷表示不愿意就算了。受当时封建思想的影响，她最终还是接受了爷爷。

30岁的年龄差，文化上的差异，迥异的人生经历，微薄的经济收入，致使张氏一生过得乏味和清贫。

大约1941年，吴家少爷结婚要用房，再加上家里越来越穷，刘善锜一家搬到了安定门内224号边上的一个小院子。房东姓张也是善锜的老朋友。

刘善锜的三儿子，在此结婚生子。

此后，刘善锜花了1700元买下了西公街27号（后改为32号）。和最后租住的安定门的房子相比，面积比较接近。但是刘家添丁进口，居住条件明显越来越差。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善锜剃掉了胡须，66岁的他，受大女儿琴的公公的弟弟——天津市长张廷谔邀请，欣然出任了天津市政府顾问直到天津解放。

母亲回忆说她那时去天津看过一次爷爷，爷爷住在天津市湖北路51号（英租界内），小楼房很漂亮，两间房子，木质地板，做饭都是用电炉子。

解放后尽余热得善终

1949年天津解放后，刘善锜停止了顾问工作，人已经70岁。这段日子越发清贫，继续靠着变卖一些值钱的宝贝和卖字艰难度日。

不得已还把西公街32号的房子出租了几间，收取微薄的租金贴补家用。

刘老太爷最爱吃肉（难怪被称胖大爷），有时候实在馋了拎起“宝贝“就走，妻子张氏说“你就非得吃那口肉吗？”有时不得已，还会买些便宜的肠子，炸成油渣熬白菜吃。

有朋友过来串门问刘老太爷的小女儿父亲喜欢吃什么？“绿豆糕！”朋友再来时就会带上一些。女儿至今都后悔“真傻，我应该说肉呀！”

1951年6月，符定一致信毛主席，反映社会上有一批文人耆宿生活无着。毛主席立即在信上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随后，成立中央和各地文史研究馆。礼聘和安排学有专长的耆年宿学之士。利用专长发挥余热。文史馆是一个统战性、荣誉性机构。

刘善锜生活困顿，吴朋寿消息灵通已经进了中央文史馆（成立于1951年）工作。刘善锜受启发，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做了自我介绍，并说家有未成年小女和夫人。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于1952年12月17日成立。首任馆长邢赞亭，副馆长王冷斋、齐之彪。聘任了溥雪斋、汪蔼士等名望昭著的社会贤达二十三人为第一批馆员。

北京市文史馆成立后，经有关部门审核，73岁的刘老太爷受聘为第一批馆员（共23人）。月薪56元，使得晚年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

文史馆馆员，都是人才，为承传民族文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年后小女儿曾经去文史馆以查看父亲的照片为由，看到过父亲写给毛主席的信，她说很多字都不认识，内容也多是以诗词的形式表述态度。

那段时间，刘老太爷只需每周去文史馆一天。其他时间他也是早出晚归。他虽然不善言辞，不苟言笑，然不缺同道。串门时，进了大门就吟诗作对，屋内好友秒答，不得不说旧时文人功底了得。

有时候，他会帮助街道抄写一些横幅标语，还会协助在夜校教书的妻子写一些教学中的文案。

诗词和书法，是他一生的爱好。每逢大事小情便有感而发。抗战八年赋闲，去交道口买早点或去安定门遛弯儿时，也会边走边想，吟咏几首小诗到家便写成诗作。

他还常常去附近的恒记米店，那里人来人往，底层民生，都是他诗作的来源。

“那时候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家里，多是来找父亲讨教诗词写作的，父亲谈笑风生，心情大好。”刘善锜小女儿说。

他练习书法的纸用过后晒，晒干了再用，直到变成一张黑纸方肯弃之。晚年每天吟诗写字，静度时光，直到病重停笔。

刘老太爷善长诗词，工书法，精于真、行、草。他将平日的诗作都用小楷誊写好装订成册，准备以后有钱了出版。他著有《晚松庐诗集》20卷，词数十阕，可惜在特殊时期被其小女毁之一炬，还包括刘老太爷手写的重修家谱也一起灰飞烟灭，真是痛心疾首。

刘善锜的二儿子智（母亲的父亲）曾经在外面看到过父亲写的字，他掏钱给买了回来。此时刘善锜已经过世。这事儿听起来真是五味杂陈。

惨遭文化洗劫后，刘善锜存留在世的作品非常少了。老友李先生，曾存有一把折扇，上有刘的书法。为了保护扇面，李拆掉扇骨，把扇面藏于棉衣腋下，方得以幸存。

网上可查到刘善锜曾给许泽新《有春斋诗集》题词；成扇正面为道光帝四代孙著名书画家溥佺的绘画，背后是刘善锜行书；张度《长江万里》手卷上加盖刘善锜铨印（鉴藏章）；贺孔才刻寿山高山石刘善锜自用对章；刘善锜书法立轴；给刘墉书法对联题词 ；刘善锜为他人书画作品题跋等信息。

其中刘善锜为许泽新诗集题词信息比较完整——

许某在自己题为《一位民国初年法律学人的生活琐记》的博客中写到，刘善锜曾经给自己的祖父许泽新的《有春斋诗集》题词。许某在文中加评：

刘善锜何人待考，此序简练，交待了诗词由来。并对作者才情表示钦佩。只是用典较多，古代文学常识稍欠会读不懂。老实说，我有两句没读懂。

《有春斋诗集》题词
——玉田刘善锜

讲学余闲惜寸阴

虫声月影写秋心

十年桑海经三变

一字难敲抵万金

长崔呕心珍古锦

浣花载笠付孤吟

文通到老才难尽

斑管春花梦里寻

西蜀青莲擅别才

天生妙笔绝尘埃

庾清鲍逸传篇什

天宝开元富史才

涉世短评供月旦

驚人奇语郁风雷

听松馆内诗坛矗

吟兴无烦击钵催

现在，尚有多家书画商在收购刘善锜的书法作品。

母亲总结爷爷刘善锜一生时这样说：

（1）勤奋好学，为官清廉，做人谦逊。不但自己做了几个职位的官职，还把一家人从农村带到了城市，为刘家后代立了头功。

（2）有爱国思想，不为日本人做事，帮助共产党购买药品。

（3）在二、三十年代即培养三个儿子大学毕业。儿子所学专业偏重理工科，符合当时一些人的工业救国思想。对女儿没有过多培养，在当时有重男轻女思想，也不足为奇。

加一条，人品高洁，文采过人，人生楷模。

刘善锜一生娶了两个妻子，育有三儿三女。

刘善锜晚年生活很清苦，仅留下西公街32号八间小房。

1955年因肺炎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让我们最后再次重温刘善锜重修族谱序（复印件），领略他老人家精湛的书法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

在2016年春节期间，“刘家大树下“的家人集体讨论，尝试着增加了标点符号：

重修族谱序
一族之有谱，犹一国之有史也。史所以纪废兴、载治乱，俾国人有所法戒，悚然动其忠爱维护之心；谱所以叙宗支、昭示系，俾族人笃于本源，油然扩其孝思不匮之念。谱之关系既如是其重要，设非从事修辑，则年湮代远，宗族日以繁，支派日以远，势必至散漫，而无所纪昧敬宗、收族之义，贻数典忘祖之讥，亦一族之耻也。吾族相传自明永乐二年，由畿南之献县徙居玉田，距鸦鸿桥八里。我始祖缔造经营结庐斯土，即以己之名名村，昭其始也。生子九人，后遂析九支。年代既远，有由本村移于县境之他村者，亦有转徙关外者。某支之子孙或繁或寡或绝或续，设无谱牒，恐日久将茫然莫辨矣。清同治十年，十二世族祖巨川公，纠合族人创建宗祠同时，并及修谱事。稿成，未及刊印。今相距又六十余年矣。其间，族裔之增加，人事之迁变，月异而岁不同，更宜分晰调查详确记述，以冀传之久远。吾族人有鉴于此，不惮于兵燹之余，致力于修谱。四阅月而竣事谱成，嘱錡志其颠末。錡因之有感矣。自世风日即凌夷异学争鸣，往往以抨击宗法之念，煽惑世人。而族系本支之思，与夫春秋霜露之感，直如秦越人之相视渺然，若不相属，追远之道无闻，此民德之所以不厚也。吾族人于散乱之日，勤勤措意于兹事，不独使吾宗人有所考览，剔然动其厚本根、讲敦睦之意念，尤足因观感而挽浇漓，推而及于一方，以渐成为风俗。斯亦维系世道之微意也。
共和二十三年一月X日
十五世孙 善錡敬撰

继而又写成白话文：

重修族谱序
一个家族有族谱，就如同一个国家有史书。史书记录朝代的废兴，时代治乱，为了使国人牢记并借鉴，增强爱国之心；族谱记叙宗支、明示世系，为了使族人追根溯源，由此不忘对先祖长辈行孝道。族谱既然如此重要，必须要对其修订补充，否则年代远了，族人繁增，各支渐远，势必越来越散弄不清了，不知道哪位是该敬的祖宗，也不知道自己该归为那一支，忘记祖宗让人讥笑，也是家族的耻辱。
族人相传是明永乐二年，由京城南边的献县迁居到玉田，距鸦鸿桥八里的地方。家族开始经营、盖房，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村庄，标志着家族开始，生了九个儿子，后分为九支。多少年后，有由本村移到本县其他村的，也有的转迁到关外的。各支后人或多或少，有的支没有后人断掉了，或者过继他人为后，假如没有族谱，恐怕时间长了就不清楚了。
清同治十年，十二世族祖巨川公，组织族人，创建了宗祠，同时编写家谱。家谱写好后没有印，这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在这其间，宗族后代增加了，情况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更应该分晰调查，详细准确的记述，以便于长久的相传下去。我们族人正是因此，在战乱的情况下，致力于修谱，历经四个月完成了族谱重修一事。
族人完成族谱重修，托付我（錡）誊抄。我（錡）因做此事有了所感。自从社会变更，世风日下，各种新学说往往抨击传统宗法来煽惑老百姓。族谱对于族人来说乃是追忆先祖延续孝道的基础，否则相互之间疏远隔膜，再不去找寻关系理清脉络，不知道家族的来龙去脉，那就是没有深厚恩德的民众啊。我族人在散乱之时，用心做此事，不单是为了让我们的族人查阅、明白根源，还为让后人感恩先祖，牢固和睦相处的认识，特别是在看到族谱时能有所触动，挽回关系淡漠的状况，从而推广开来，形成风气。这也是我想要维系这个世道的一点心愿吧。
共和二十三年一月 X 日
十五世孙 善錡敬撰

关于刘善锜暂时写到这里，因年代久远，素材散碎缺失，难免有遗漏、记忆偏差等诸多缺憾。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最后特别感谢淑、虹、欢，提供有关老太爷刘善锜的相关历史素材，使得这篇“口述历史”得以“成型”。

感谢阅读支持本文的家人和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