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豪强个性
——从两首游玄都观时所作绝句看刘禹锡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哲学家，贞元九年进士，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而被贬，但这并未使他整天怨天尤人，由于他有着思想家特有而一般诗人所匮乏的旷达心胸和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化沧桑为豪迈，写出了很多格调高昂的诗。他被白居易称为“诗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个性豪迈和才思敏捷。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元和十年，他被召回京师，结束了十年湘楚的谪居生活，心情轻松而兴奋，在游玄都观时看到了满观桃花如霞，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即《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阗、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
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练。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
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刘禹锡因此诗触怒了当朝权贵，被贬为连州刺史后十四年，才又被召回长安。但是他仍“不吸取教训”，又写了一首诗《再游玄都观》: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因元和十年所做的那一首诗被贬十四年才又回来，在这十四年中，皇帝一连换了四个，唐宪宗、穆宗、敬宗先后被宦官谋杀或挟持，培植新贵的权相已死，当年那些如“三月桃花一时红”的新贵们也倒的倒，垮的垮。但是，政争依然激烈，刘禹锡也依然积愤难平，不屈不挠，他有意再游玄都观，偏要旧事重提，续作前篇，写出了这首杰出的政治讽刺诗。
这首诗在内容上、意境上、手法上，都是前诗的继续，而且有意与前诗作对比描写。玄都观内外，昔日紫陌红尘扑面，看花人如潮涌，何等红火，何等热闹，何等喧赫!今日却是“百亩庭中半是苔”，再也无人来游赏了。何哉?因为观中昔日千桃竞放，斑斓缤纷，今日却“桃花净尽莱花开”，根本不足以观赏。景象破败荒凉，对照强烈鲜明。三、四句再对景抒情。当年“刘郎去后栽”的千树桃花，既然已经“荡然无复一树”，那位“种桃道士”又到何处去了呢?是讥刺，是嘲笑，又是蔑视。而“前度刘郎今又来”，自豪之情，自信之心，洋溢于字里行间。
和前诗一样，这首诗仍用比体，借花事以喻人事。玄都观中“半是苔”，正是朝廷政局衰败的形象写照。“桃花净尽”，是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难逃覆灭命运的生动比喻。“种桃道士”则指那个专门培植保守势力的权相。诗人着意在“刘郎”的前面冠以“前度”二字，表明自己的革新主张并没有改变，还是以前的那个刘禹锡。全诗正是在这今昔情景的对比中，在盛极而衰的景物描写中，抒发了诗人经受了斗争考验后的喜悦心情，表达了诗人对保守势力极端的蔑视之意。
刘禹锡在“序言”中明确表示，写此诗后“以俟后游”。这既是对权贵们的公开挑战，也表明自己已经做好了再受打击、继续斗争的思想准备。果然，“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旧唐书·刘禹锡传》)。刘禹锡因而又被派往东都洛阳，做了 太子宾客这样的闲官。这正反映出这首诗的战斗内容和诗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通过两首游玄都观绝句，我们看出了刘禹锡豪强的个性，感受到了诗人令人钦佩的品格。。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