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东,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80年代末开始写诗。曾在国内《诗歌月刊》、《星星诗刊》、《中国诗歌》、《诗江南》、《诗潮》、《存在诗刊》、《非非诗刊》、《诗镌》、《草堂诗刊》等及美国《一行》、《新大陆》、台湾《创世纪》等诗歌刊物发表诗作若干。2001年5月至2010年5月与成都部分诗人发起创办诗歌民刊《人行道》。2012年4月开始独自创办诗歌民刊《或许》。自印有个人诗集《幸福日子的艰难时事》，《物色》，《从来处来》，《一个“逃课生”补交的作业》。现居成都。作者像 王斌摄
存在之诗的诗写本质与坚守
——在《存在诗刊》总第九辑出刊式上的发言
• 张卫东 •
正如“存在”同仁刘泽球在一篇名为《同一屋宇下的写作》文论中所言： “有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属于无限的少数，匿居在人类的无穷岁月里，他们的谱系，是一群永远不死的精神同类。他们从各自时代的陆地、天空和海洋，共同秘密地前行。也许，时间的漫长与距离的遥远，让他们始终无法真正相聚，但他们不同常人的触觉在精神母语的呼唤与传输中却可以自由往来畅谈。这母语源自宇宙生命深处的原初血统，是今天对过去的巨大记忆和召唤。”而“存在”之诗与“存在”诗人们就是这精神谱系中的一群。
早在西方工业革命时代，首先发现工业文明将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摧残、伤害的卢梭就发出了“保护人的本真心灵，拯救人的自然情感”的呼喊。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揭示，它既发现了现代人生存的历史境遇，又指出了现当代文学的人文理想。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看，虽然，当今世界已进入所谓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但我们当下依然处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之中（尽管人们已对当下时代冠以“后工业”或“后现代”的称谓），因此，可以说从上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至今，从“五四”新诗以来直到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基本历史境遇、以及我们当下的写作语境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所以，卢梭“呼喊”的历史背景同样是我们当下生存的历史境遇，同样是我们写作的心灵背景。
所以，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充满疾病的时代，对人性的呼唤，对真、善、美，对人的价值与尊严所遭受的亵渎和践踏，对人的性灵和本真情感所受的摧残、吞噬进行发现、揭示、指认、命名和追问，对一个时代人文精神内核的发掘和主体价值向度的引领，是当下诗歌写作必须面对并深刻切入的问题，这应是这个时代诗歌精神的立场，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确立、实现的向度和理想。它表现为诗歌在一个时代对生命，对人性诸多层面的彻照和关怀，是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和审美等多方面的一种诗性的发现、揭示、追问、批判、赞美、命名和表达。
相信，正是在这样的人文历史背景下，带着这样的认识和理念，“存在”诗人们在其二十年的办刊历程与写作坚守中，确立了“存在”之诗的基本立场与精神向度，并在漫长的写作探索、实验中建立、完善着“存在”之诗的写作理论：在永不停歇的、面对宇宙时空、直面时代与当下、深入灵魂与骨头，近乎泣血般的诗写过程中实现着人之为人的生命体验与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以及被当下生存境况遮蔽了的完美人性的终极性追求，即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藉以文本的诗歌将其彰显。
“存在”之诗强调诗歌意识的神性、智性及自然构述能力三重结合的原创性写作。如果说诗歌写作也是人的另一种精神层面上诞生的生命实践和修行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光芒与力量显现在遭遇到不同意识深处更高存在者的出现时，所做出的反应就构成了诗歌最初、最本质的特征，即：意识的透明化和意识的非肉身结构吹奏出的纯净气流，暗示了诗歌的本源源于对光与宇宙时空真相及深邃宏大秘密的渴慕、揭示、反叛与向往。这种单纯、至真至善的活力冲动，强烈的通过语言的召唤，进入到诗中，让被召唤者出场，并与之对话或交谈。可见，对诗歌意识的神性理解，进一步明晰确认了诗人的职责：那就是在此时代作为一名诗者，必须接过那些先在者的心灵火炬，接替它们中断的诉说与探索，满怀赤诚的在写作中继续追问和投入到那场永无止境的谈话中，并以此去界定人之为人的历史性生存根基，即：包含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以及当下人类生存境况中被遮蔽了的完美人性的终极性追求。
在此，诗歌意识的智性彰显则包含了领悟与体验人类知识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之自然或非自然形态的广大资源，比如来自美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技术的，自然科学的，以及意识形态和来自现实生活的细节渗透与交融，在克服时间沉淀的忍耐中以期最终获得智性的飞升，抵达自然与自在的完美之境。“存在”诗者们正是在此指引下开始了他们已经二十年的、精神与文本意义上其自然构述能力的诗写探索。这不仅仅是智性认识论上的提升和扩展，而是在写作实践中所体现的文本意义的自觉，是一种由精神层面向写作实践层面的自觉。似乎正如诗人臧棣所言：“语言秘密地活着。活出了生命的/另一种滋味。语言因为等待你的出现/而听任太阳下有不同的生活。”（《秘密语言学丛书》）“诗把更多的活动留给了自我创造。”（《纪念艾青从书》）“诗的语言，必须激活伟大的暗示”（《诗道鳟燕》）“诗的本意，在你发现语言之前，一只猎豹已发现了你”（《就地神游》）。
所以，就文本意义上的自然构述能力而言，对语言听力与书写的透视与训练，跟随一个或无数个词语的单个意念相互碰撞，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立体差觉、错裂的覆盖，最终将在其写作过程中使日常生存中那些混乱、荒谬和未知的、甚至意外的元素或碎片在作品中流动、交织，构成一幅有机联系的整体印象画面，并在特定的语境下形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叙事语言，诸种词语的选择，更接近真正诗性的，低头向下的注视，“在白天看见星辰的运行，在夜晚则目睹光辉的照耀”。好比诗者携带词语，却常常不以词语的主人自居，而以非“本质”——非“情景”的自我隐匿与自失的姿态去遭遇词语，直到词语的内核，因诗者生命体验的鲜活介入而发生词义创造性的改变。而诗歌意识中的自然构述能力，则暗示了人自身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如何有意识自失为他人体验的重要。最终，诗者通过心灵无拘无束的时空游历，借助想象力的召唤，让词语自身与诗者内在渴望的表达因秩序的文本达到准确完美地统一。最终，诗的语言的秘密和人的秘密，神秘且自然地反映在诗中，读者与诗人最终会在诗中相遇，并凸现出诗者语言的独立性和自我创作力。
正如“存在”诗人陶春所说：“内心中冥想性血液流淌的强大内在逻辑与想象力，极少借助外在现存事物的实体及场景诱惑，直接进入词语谈话敞开的原生状态，并且在关注及融化掉现实空间的同时，确立了人之为人的，不可重复的意识活动相对于万物的共在状态的相互构成。这样的相互构成境域的写作结果，就是使每一次写作都成为新的冒险的开端，我更愿意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存在的内驱动力写作。”
对一个严肃写作者而言，语言是有尊严的，它不能容忍的便是亵渎、萎缩、死亡或不断的复制。二十年来，“存在”诗者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写作的心灵与语言中作着这样的探索：“它总是强迫性地通过写作者的喉咙和笔墨去制造一种复活，这复活即是给我们的语言赋予新的意义，使语言在新生的意义中找到自己。这种工作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语言乃是在反复的死与生的运作中才获得尊严，所以布罗茨基一再强调：诗歌厌恶重复。就本质的实用性而言，一个严肃写作者对语言空间的不断拓宽，正是对人类表面生活境况平面感（或平庸感）的强有力改变，它使人感受到高于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完全崭新的鲜活生命力。在那里，人找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光，而当我们听凭这种光的表达的时候，它也就在我们的语言里明亮起来。只有意义的创造者才能在意义的询问之途与永恒的无限相遇。”（刘泽球语）我以为这也是语言在写作层面上的实验、探索与技艺所在，并在观念与文本上始终保持其前卫、先锋的姿态。
“存在”诗者二十年的写作历程告诉我们：真正意义的写作，是从人的内心出发，为我们对生命的体验、沉思寻找一个表达形式的过程。它存在于一个严谨的法则范围内，是一种意识结晶体的有形化，即由形而上的思考、探索到形而下的实验、表达。生命通过我们的思维运作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表达形式。但生命本身又充满流动性，向上或向下，它所需要的形式自然也就不再意味绝对的永恒。一个严肃写作者应当明白，我们与众多先行者的所思、所表达之物有着本质的一致，只不过存在着属于各自时代的不同场景、落点与印记。单凭对以往各种精神碎片材料的截取，而不回到个人对时代的介入与把握，就永远找不到那属于写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与写作的立场、向度与表达形式。所以，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写作者，一定不会无视个人的写作与当下时代的关系，而会将其视为一个勇敢面对个我精神历程的见证。此刻写作的开始，正是此前写作的结束，并需要前进的地方，或者从未触及的地方。或许借助另一位“存在”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那就是：一个诗者的孤独之路正是一个诗者拒绝平庸的坚韧之路。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存在”之诗的写作本质与坚守。
“存在”诗人刘泽球曾如是说道：“诗者的肉体是一块健康的沃土，一切优秀的种子早已先他而播下。这是一条独立的孤身一人的道路，在他的个人时间里。他思考、写作和生命的一切，都与他以文字响应诗者命运的伟大召唤有关。他秉承这一召唤的良知，要求一种源于灵魂血液的原型般的纯粹。终究，人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座桥梁。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意味了易朽的冒险。”这就引出了作为肉体凡胎的诗人在其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在当下所谓价值的“多元化”境遇下可能遭遇的、人性共有的弱点所带来的，要么因写作的暂时“成就”与虚名而沾沾自喜，要么因诗写的“无效”、“无功”而产生的厌倦与精神的虚无等问题。
其实，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到两百多年前，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双重影响下，随着理性哲学的成熟与各种艺术门类的兴起，随着各种人文与自然科学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西方的部分诗人和诗评家就已认识到，他们置身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一种历史的断裂已经发生，并将继续下去。这种断裂首先是以人的价值失衡与灵性危机出现的，但它对诗人而言则意味着诗歌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某种风格、流派、写作范式的危机，而是诗歌自身的生存危机。从外部看，现代社会挤压和威胁着残余的诗歌空间；从内部看，诗歌必须调整自己，容纳新的经验，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自那时起，直至上个世纪，当西方社会正同为物欲横流而欢呼时，弗洛依德就已尖锐的指出：这是一个充满疾病的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应该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和演绎社会疾病的小丑，而应该把诗歌溶入生命真切的存在之中，用痛楚与追问的手指触摸本真生命的纹理和细节，像触摸胎儿的脐带和灵魂的叶片，凝视她颤动万物的瞬间和力量。而当下中国诗歌所面临的局促与窘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因此，必须以哲学的、历史的、人文的高度，从人性的层面与心灵的深度避免诗人价值的或自以为是，或自我贬低，避免诗人灵魂的自我堕落和命运的自我放逐，避免诗人生活的糜烂和精神的极度萎缩，进而导致其精神立场和文学品格的全面丧失。因为这不仅是诗歌的灾难，文学的灾难，更是人类精神的灾难，尤其在诗歌被主流、商业、时尚、大众消费等话语长期边缘化的当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这便是“存在”诗人与“存在”写作告诉我们的：把当下所谓价值的“多元化”和精神的虚无严格的区别开来，让诗人及写作在灵魂与文本两个维度上呈现出一种相对的有效性，从而避免我们的精神与写作陷落于虚无、茫然的深渊之中。
“由此，诗者的生活和写作才是有根基的，可以恪守匿居生存中内心秘密创造之途神圣信条的，可以脱离物质重力而自由飞翔的，可以在精神母语中不断吸取营养和力量之源投入新生命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存在”诗人与“存在”写作、《存在诗刊》能够长期坚守的根本缘由吧。
《存在诗刊》创刊二十年来，以其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以川地为原点，发现、团结、包容、推出了国内一大批诗人的优秀诗作或文论，为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非体制写作作出了应有的奉献与探索，比如：2006年出版的《存在十年诗文选》，2008年出刊的《存在诗刊作品集》（总第七辑）。特别是2010年出刊的《存在诗刊作品集——新世纪十年川渝诗歌大展专号》（总第八辑）更是集中展示了川、渝两地诗人不可小觑的阵容与诗写的坚守。今年，《存在诗刊作品集》（总第九辑）的出刊，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集中展示了“存在”诗写不俗的列阵。
前面我已谈到，真正的诗歌写作应该是一种发现和揭示，是一种介入的写作，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所有伟大诗作的高尚诗性都是在思维的领域里颤动和发掘。可以说，这是“存在”诗歌二十年来对汉语诗歌写作的有效尝试，也是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在“存在”写作中的具体实践。因为这种“发现和揭示”在当下汉语语境下同样为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与写作的可能。
而“存在”坚守的意义也正如本期《存在诗刊》执行编辑陶春在《编后语》中所说：“对未来时间降临曾经满怀莫名的骚动与期待，蜕变成亲历时间锋刃切肤肉身之痛的清晰过去，其间撕裂下个体生命历程的巨大空洞与深渊般记忆的盲点，只能经由语言及其保存在作品内部的血液、光芒与速度来完成语言之外其它一切路径近乎不可能的测度、丈量与见证。因此，从更确凿意义而言，一个词语，或许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者用以安身立命的地基。借助它——所能容纳的创造与想象力边界，自由（或不自由）活动在天、地间的人与周遭事物现场遭遇诸多大开大阖或蛛丝马迹的关联，方才能够得以正名、立命。”
为此，让我再次向《存在诗刊》全体同仁致敬！“存在”的坚守就是诗歌的坚守，就是对关乎诗的本质，诗人的良心、道义与对诗的信仰的真诚坚守。
借此机会，我还要向多年来在我个人的诗写历程中给予长期关注、鼓励、说明和支持的“存在”诗人陶春、刘泽球、谢银恩、曾令勇、梁珩、吴新川等诗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最后，让我引用“存在”诗人刘泽球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人的自名，必将在与自然的真实对视和纯真响应里发生，在语言、在意义的创造中重获其珍贵尊严。这是真实的、可触知的、充满野生生命气息的、自然的、有质感的生命存在，刀锋和淬火在血液中的舞蹈，是天、地、人、神同在的历史谱系，是人的面目永远停留在第一次、可以从容赴死的曙光，是呼唤与一切诋毁人之为人的陈旧、腐烂、衰败、专断体制彻底决裂的诗歌战士的勇敢出场。诗歌道路，在诗者那里，也是人的道路，无限自由的、朝向自身解放的道路。”
2014.08初稿
2018.10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