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4号，我本来应该在昆明南站候车，坐四个小时的高铁，赶在年夜饭之前到重庆。
每年我家的年夜饭都吃得特别早，清晨八点起床，爸爸跟我贴对联，剪窗花，打扫扬尘，擦桌子，拖地，妈妈在厨房里忙碌，跟奶奶一起洗菜切菜，宰鸡炖鸭，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煮一锅酸菜鱼。开饭前，要给先人们烧两盆纸钱，上香，磕三个头，再放一尾红彤彤的挂炮，爷爷身体不好，炮响起来的时候，我负责用手掌捂住他的耳朵。
吃完饭，到了傍晚，牌桌子就支起来，一家人打着麻将，不时在门外探出来一个邻居的脑壳，笑嘻嘻问，“哎呀，在耍所？耍啥子嘛，一拖二？”
今年，我躺在昆明的出租屋里，一个人。把车票退了，两张票的手续费三十几块，退不回来，爸爸在电话那头安慰，
“没得事，块块钱不要紧，你真的不要回来了哈，买了口罩也别回来，高铁上人太杂了。”
一开始，他们觉得疫情并不严重，都不肯戴口罩，我每天在“相亲相爱一家人”里甩报道链接，不断上翻的确诊、死亡人数，以及武汉封城的报道，到后来演变成发一句话丢一个十块钱的红包试图引起注意，甚至po出自己戴外科口罩的照片，只换来所有人的沉默，和二孃轻描淡写的一句，“不怕，相信国家”。
直到某天，连非典都没有入侵过的小镇，十万人口，官方通报出现了两例确诊的感染者。
确诊消息出来的次日凌晨六点，我被电话铃声吵醒，迷迷糊糊把手机拿过来，看到上面显示的是妈妈的号码，当时的感觉，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很清楚，就是小说中已经写烂了的“天塌了”的感觉，心里“咚”的一声，被砸出个巨大的窟窿。因为妈妈不论是工作还是春节期间，从来都要睡到正午十二点。
等了两秒，脑海里几乎已经默认了那种可能性，然后接起电话。她在那头，也是同样的迷迷糊糊：“啊？啷个是你？哦，打错了，本来要打给茶楼负责买菜的孃孃的。”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我松了一口气，睡不着，打开微博看热搜，发现重庆地区确诊人数已经18例了，在淘宝上下单的两百个n95口罩，春节过后才能发货。凌晨六点，头脑异常清醒，感觉喉咙里老卡着点什么，不断吞咽口水，也没有食欲。
先前一直考虑的是，没有了我，他们怎么办。现在倒过来了，每时每刻都在想，没有了他们，我该怎么办啊。
曾经认真思考过这一生里面会遭遇战争，但从没想过会出现疫情，更没想过会真真切切殃及家人。这个时候才发现，一直在追求的那些东西，通通都是易碎的，看到某个视频里一个女儿带着爸爸就医，戴着口罩的中年男人直挺挺靠在椅子上，腿都直了，女儿对着医生哭喊，“救命啊，救救我，我也在发烧啊。”
周围同样感染的人们，脸上有某种清醒的麻木。
然后想，换作是我，好像也不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无非是费力地把家人抬到医院，以及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连喊的话都不会有什么差别，应该也是，救命，救救我，我也在发烧。
该说什么呢，如果疫情爆发地点在昆明，那视频中的人就会是我，和我被摧毁的生活，而这次在武汉，下次会在哪里呢，不好说。
张悬唱，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现在才听懂里面的含义。像在搭欲坠的积木，搭得再高又如何，一块落，块块落。之前是隐隐约约，现在是清清楚楚晓得，人命在遥远的地方只是一个个数据，而当危险迫近，命，才真的是命本身。
截至目前，重庆确诊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全国第六，小镇确诊四例。
原来最好的新年祝福从来不是升官发财吃饱穿暖，而是“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文/田可乐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