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1日  星期五  晴

下午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要我到门卫拿包裹，下班后我就去拿，迫不及待拆开了一看，居然是两本书，把书放在自行车的车篮里便开回家了。

不知道这两本书是谁寄给我的，打电话问在深圳的女儿，女儿说不是她给我买的。我想这两本书很可能是书友给我寄的，以前也有一些素未谋面、神交已久的网友给我寄书。

回到家中便拿起一本《战争的女儿》看起来了，故事讲的是杜伦斯护士姐妹怀着为母亲执行安乐死的愧疚，逃离家乡，她们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枪炮、病菌和毒气争夺生命。在炮火的掩护下，致命的西班牙流感悄然来袭，医护人员接连倒下，姐妹俩也相继感染。在病痛与幻觉中，饱受宫颈癌折磨的母亲降临在病床前，用悲悯的目光看护着她的女儿们……

开篇的“安乐死”“双胞胎护士姐妹”“宫颈癌”这些都吸引了我这个妇产科医生的眼光。让我跟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深深思考。

在工作中、生活中，我们见过太多太多因病痛的折磨而生不如死的人了。我的一位同事的母亲患食道癌晚期，在医院化疗，最后那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她难受得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怎么也不行，每天都痛得死去活来的，还喊着叫我同事给她点“敌敌畏”，痛苦难耐求死。安乐死对于那些苦不堪言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归宿。

但是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对于安乐死的争议都是非常大的。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的欧美国家才可以实行安乐死，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对于安乐死都是非法的。

其实对于安乐死这件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很多人支持安乐死的，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身边的一些绝症老人在临终时的痛苦现状，希望通过安乐死合法化，让他们更安详地离开世界。

是否选择安乐死这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别人应当给予尊重和理解。人出生的权力都不是自己选择，而是被动接受的，因此对能够有尊严的死亡是每个人应该拥有自主权，这才是对人权的基本尊重。

但因为种种原因，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安乐死都是非常难以实施的。就拿中国来说，从古至今，孝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做为儿女如果同意让身患绝症的父母摆脱疾病的折磨，主动走向死亡，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可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鞭挞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管生活质量如何，不管多忙痛苦，只要父母活着就行。因此，安乐死就成为了禁忌。当然，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亚洲国家大都如此。

对于安乐死人们担心的是如果合法化的话，不仅仅会使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利用安乐死来危害他人，更有可能纵容那些不孝顺的人放弃对亲人的治疗。

这是个现实问题，我在农村工作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不孝顺的子孙根本不管年迈多病的父母，老人病了连医院都不肯送，而且“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于卧病在床的老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言语，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后，那么可能有许多人就会打着这个幌子杀人。

菜刀是用来切菜的，但是有的人拿菜刀杀人，要看怎么用。安乐死需要用严格的法律规范，区分哪些绝症、规范申请程序，出台配套政策，像死刑一样层层审批、审核，由国家相关的机构把关。

而且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观点里医生就是救死护伤的，遇到病患，医生必须竭尽全力地挽救患者的生命。如果允许安乐死就会使患者失去自我康复的机会。

然而，死也应该是人的一种权利，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安乐死，主动结束痛苦，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让他们临终前有一个安详的状态，这也是医生义不容辞的职责，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中国，安乐死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在我们的孝文化导致我们无法真正地接受它。如果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可能会经过理智地分析会建议他们实行安乐死。

但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到自己家时身上，我感觉没有人可以真正静下心去理智的分析。除非是家庭困难或者某些不可抗因素导致，否则的话，大多数中国人哪怕是倾家荡产都会去救治。

然而看护患绝症亲人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他们需要无时无刻地专注于照顾患绝症的亲人，满足亲人的情感需求，处理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与绝望，甚至断绝自己的社交。在极限的压力下，他们的身体和神经都像一根变了形的弹簧，绷得越来越紧。

他们实在是太难了，面对患绝症亲人要求实施安乐死，让自己和家属都能早日摆脱痛苦，得到解脱，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安慰。是生还是死，很多绝症患者当然会选择安乐地死去，而不会选择痛苦地活着，因为这样活着就仿佛身处人间地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