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他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吃止痛药西乐葆的，开始他一直说腰痛，我们担心骨头转移，去拍了骨科全片。那天排队等候的时候，有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也在等着拍片，他的家人什么心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病症，我一直在猜测。在就医的这两年多，我见过23岁的胃癌，年轻的男生躺在病床一直玩着手机游戏，年迈的父亲一夜白头陪在病床边；我见过35岁成家的男子，自己拿着大袋的CT原片，一脸枯黄却依然帅气的脸，热心地告诉我去哪里可以冲洗输液港，我一眼憋见他的袋子上写着肝癌；我见过30岁的胃癌，女性；我更多的见过五六十岁的农村老人，孤独在病床枯坐着。
没人愿意生病，可是在这里，当我每次跨入浙一的大门，敏感的我总能看到流泪满面抱团痛哭的家属。我在想，大部分时候，我一个人面对着病情，就犹如他，独自面对着苦痛，没有任何抱怨，只有时不时和我说，想吃红烧肉，想吃炖猪蹄。
幼年时期，我对父亲是不亲近的，我的父亲是很典型的回避性依恋，越是他亲近的人，他越是不会相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我对理想型父亲的幻想，都来自作文里关于父爱如山的描写，我觉得他就是。他一直心里装着所有的家人，他的兄弟姐妹，他的母亲，他的孩子，他的妻子，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很想让自己快点好起来，他还年轻，还不到55，他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做，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还想再为自己的孩子，为孩子的孩子去奋斗，去经营更好的未来。他也有宗族思想，也有自己的私愿，可是他也看到了我的付出和辛苦，所以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说什么。他会在状态好的时候陪着孩子去学校，买菜，甚至自己给自己做点午饭，还尝试过给我们多做一点。
开始用上止痛药以后，他也试过不继续吃，但是反复的忍受，又让止痛药断断续续的发挥着作用，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意味着什么。本来我们六个小辈是一起决定让他停止静脉注射式化疗，用口服靶向药阿帕替尼来代替。但是医生一句话又让他决定继续这条路，只在于他的腰痛大部分可能性来自肿瘤的压迫。如果肿瘤不小，痛只会越来越频繁。很不巧，刚吃了一颗阿帕替尼，就要等21天的洗脱期。不论是谁的对错，身体的事情，谁也说不清。也许从放入支架的时候起，医生说这个支架至少能保证一年，我们问一年以后怎么办，医生岔开了话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每个人心里有数。肝内科住院的15天内，主任医生更是直言不讳，拒绝了我们会诊的申请，说有这个钱扔在医院，还不如好吃好喝的待着，都这个时候还来折腾这幅身体，有什么意义。
到底怎么继续才是坦途？也许从确诊的那天起，就应该做取舍。就医的道路，注定是这样的不断尝试，不断的往前看到身后的错误，可是再来一次依然如此。 临床试验入组成功了，同组的人都在类似的阶段，就只用一种药，没有其他，TDM-1，一小袋。用药前用药后，多次检测心电图。数据记录在全国用药大数据中，成为这个药临床数据的一部分。 同以往的用药一样，刚开始有效，后期失效，失效就自动退组。失效之前已经开始有显效了，因为又开始痛了，又用上了西乐葆。临近退组的时候，刚好是元旦前后。经过这么多次的化疗，进实验组他也是下了决心的，希望还有机会能够治好。每每看到他，我总希望一切可以成真，他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执着。如果像他这么屹立不倒的人，心理退却了，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
我不停的去问身边朋友同事，打听是否可以尝试其他的疗法。看到了营养疗法，姑息疗法，中医调理法等等。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同事的母亲肺癌晚期的病例，觉得未尝不是一个机会。也许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心理治疗，是有一份寄托。元旦前一天，我们见到了虞老师，仿佛是一个老朋友，虞老师看到了他内心的苦楚，给了他新的勇气去面对后面的挑战。回去医院签署了退组文件，做了全组的基因检测。同时开始了虞老师的物理治疗，食疗、艾灸、下肢加热、推拿。一切并不轻松，和我小腿一般粗的艾条每天熏几个小时，家属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努力，包括他。
如果说之前用药，用手术，看不到的是脏器的损伤和改变。那物理调理更多的是外表的不同和冲击。很佩服虞老师强大的内心，她是靠着一种使命感在做着这份煎熬的工作，接收着被医院近乎放弃的病人。我做不到，我给他按摩一次，都带着恐惧，看着他越来越瘦弱的身体，害怕自己稍微一用力，就让他痛苦加重很多倍。19年春节，他坚持回老家过年，寒冷的冬天，他在房间开着加热器，一直坐着加热桶，卫生间继续艾灸。亲人们轮番来看望他，基本每天都伴着哭声与泪水。每个人都在感叹他瘦了这么多，受了这么多苦。春节返杭的早晨，亲人们哭着送走了我们。春天的杭州，持续的阴雨寒冷，让他情况愈发不好。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到了关卡时节，所以一周频繁去找虞老师调理。
我一直不知道点穴按摩可以恐怖成那个样子，一个阴雨天的中午，我担心妈妈不吃饭给她打了电话，妈妈在哭，而我听到了他苦痛的哀嚎，就同《我不是药神》里吕受益住院换药自杀前的哀嚎声一模一样。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求助过，但是那天我给她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却依然止不住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