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哲学家、史学家、词人、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词的创始人。其诗、词、赋、散文均登峰造极，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空前绝后的天才和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的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他是我最为敬仰的文人，在66年的生涯里创作了2700多首诗、360多首词、4800多篇散文。不论他的旷世奇才，抑或他那为民间妇孺喜闻乐见的豪情雅趣，或者是他那一派刚硬不屈的执着气节以及善于自嘲解脱的智慧，都构成了独属于苏轼的个人魅力。他是士林领袖、世俗与方外的顽童、贬谪与流放的达者（康震语）。

       苏轼学贯佛道儒三家，广博的才识加上淡定的豁达，让他的作品带上了独特的风格。对苏轼的词，我最推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身！”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透出苏轼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读来自有一股孤傲之气充斥其中。这种孤傲不是孤高地看清世人，而是看透世俗的从容与淡定，淡淡的，却又带着绝对震撼人心的力量。

                      一、真情感天动地

        我曾在《天地任我行》的游记中简略说到苏轼的爱情和婚姻。苏轼有三位深爱着他的女人，两位明媒正娶的妻子和一位侍妾。每一位都是他推心置腹的左右手。苏轼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可惜天命无常，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这对苏轼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治平二年（1065）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名弗），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于平静语气下，寓绝大沉痛。十年后，公元1075年，苏轼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弗，便写下了这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 ”（陈师道语）的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这首小词中，通篇词语的运用简练凝重。每一个音节都有冷涩凝绝之感，犹如声声咽泣，压抑沉重的气氛就在这“幽咽泉流”中弥散开来，让人艰与呼吸，又难以逃避。苏轼用了十年都舍弃不下的，是那种相濡以沫的亲情。他受不了的不是没有了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失去了伴侣后孤单相吊的寂寞。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生死相许？在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浑厚的爱叫相依为命。那是天长日久的渗透，是融入了彼此生命中的温暖。

       面对这样的深情，解读都是一种伤害，那是需要在生命里反复吟唱，在静夜中不断怀思的乐音。无数人毫不吝惜地把“绝唱”赠与了这首词，然而，时光流转了千年，我们又听到了一声相似的叹息，那叹息给予我们又一篇值得反复玩味的美文，也让我们更深切地领会了苏轼心中的创痛，两个文人千年的唱和，诉说着人世间最值得感念的深情。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怀念肖珊》和《再忆肖珊》。不再过多评说什么，我摘录了其中两个段落，作为对《江城子》最深沉的诠释。在这样一个滥情的年代，我们庆幸还有这样的情感值得我们永远的祭奠！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去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祈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大二的时候，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这篇祭文，泪就缓缓地、热热地流了下来。苏轼在祭文中痛断肝肠地反问：“孰迎我门，孰馈我田？”这让我想起高中时读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爱怜的言辞体现出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读来总是让人动容。在王润之死后百日，苏轼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苏轼被贬惠州时，王朝云常唱《蝶恋花》，为苏轼聊解愁闷。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掩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东坡问何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苏轼大笑：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朝云去世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古人认为，芳草为柳绵所化，所以枝上柳绵吹遍天涯，芳草也就随风而生。这首词也暗喻了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的命运。在政敌的迫害下，他一次比一次贬得远，一次比一次遭受的打击大。朝云唱到这两句时，想起苏轼宦海的浮沉、命运的无奈，对苏轼忠而被贬、沦落天涯的境遇同感在心，于是泪如雨下，不能自已。而苏轼亦知她的这份真心，才故意笑而劝慰，两人之知心，可见一斑。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轼生命中的三位女人，个个不同却又个个精彩，正因为她们对苏轼不同方式的爱，才有了今天让我们钦佩的苏东坡！

                         二、笑对人生无常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而是及时调适心境，排解悲苦，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这与他在中晚年时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苏轼的通达精神。苏轼在官场上受到一连串的打击完全是由于王安石的推行新法而带给他“乌台诗案”造成的。李宜之、李定、沈括等鼠辈设置了冤狱。纵然如此，他对王安石还是十分信任和佩服，不但佩服他的人品也佩服他的文墨。在知道王安石也是被小人包围利用的受害者后，苏轼赠与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尽管苏轼并不赞同王安石的新政，甚至为了反对新政受到许多祸害，几乎丢掉了性命。王安石落职后，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见张舜民《哀王荆公》诗）。在大家都远避王安石的情况下，苏轼特地到金陵与这位“拗相公”促膝长谈。他跟王安石谈起过去朝廷里的一些是是非非，谈完之后，王安石感慨地跟苏轼说，我们的谈话不可与他人提起。苏轼被王安石的才识和为人所感动，在王安石的陋宅里住了近20天，从中可以看出苏轼的开阔胸襟和达观精神。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知，苏轼先是吸收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后又对道家思想感兴趣，贬谪黄州后开始深受佛家思想影响，最后融通超越儒道佛，终于得以博辩无碍，浩然无涯。王国维也认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苏轼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总之，苏轼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并加以融会贯通。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又不为儒学所拘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走向虚无和厌世；他喜欢研读佛经，参禅悟道，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儒家思想使他达时积极有为，尊主泽民，匡时济世，穷时也心系民瘼；道家思想使他处逆时能淡泊名利，安时处顺，超然物外；佛家思想又使他随缘自适，心境空明，圆融通达。所以苏轼是以出世的态度去做入世的事业，“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两个自我并行不悖。既积极进取又不迂执愤激，既旷达超脱又不消极厌世。

       事实上，苏轼很早就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濡染。苏轼母亲程氏信奉佛教，父亲苏洵曾游嵩山、庐山等寺与诸长老交往，苏轼对此皆有耳闻。少年时的苏轼就喜爱读《庄子》，所以在经历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狱中遣子由》)的“乌台诗案”后，罪贬黄州的苏轼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精神上渐趋佛道思想。“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与章子厚书》)。苏轼开始精研佛学，遍交僧人道士。他摒弃了佛道的虚无、愚妄，吸取了道家的崇尚自然、安时处顺的态度，佛家的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从容自若，圆融通达。

       遭贬的苏轼，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与章子厚书》)，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诗句；在惠州，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的佳句。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在山水的审美中，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苏轼的政敌章子厚得知他过着如此安适的生活，很不舒服，就又把他贬至儋州。在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中，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精神武器。所以无论贬到何处，苏轼都能安时处顺，安土忘怀，求田问舍，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饱尝人世苦难，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

       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摆脱物累，自由逍遥，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苏轼在与山水的共适中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真。在《定风波》中，苏轼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苏轼从容而行，潇洒地对待人生中的风雨，何其旷达超脱。从《前赤壁赋》和《定风波》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在此，苏轼以阐述“变”与“不变”的道理来协调自己的内心，这番话正是来自于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混合而成的人生观。“变”与“不变”只在于观者的角度不同，一切都是心的幻象。这就使得苏轼不再为人生的无常而烦恼，更无须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了。正是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使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再看《定风波》中所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人回头一望，刚才下雨刮风的地方，云开雾散，没有了阳光，也没有了风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苏轼通过对人生风雨阴晴的否定，化解了曾有过的苦难，使心灵归于宁静和澄明，以达观圆融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风雨不会让他愁眉不展，阳光也不会让他欣喜若狂。在这里，他的思想进入佛教的“无差别境界”。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对一切无欲无念，超然自得，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差别的，就像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晴天一样。人生道路上的忧患和喜悦、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又有何不同呢？

        可以说，苏轼以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作为个体追求的目标，以道家的自然生命观作为调节心境的调节器，以佛禅的一切本空观作为缓冲心理的减压器，从而成就了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生，真正体现了最高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智慧。（王水照语）

                           三、忧国但不谋身

        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常常是与忠君报国的思想密不可分的，常常是和个人的建功立业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在国内社会动乱或者外有异族入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种时刻，他们更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忠君爱国、反抗侵略、杀敌立功、建功立业当作自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的责任和义务。正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先生所说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苏轼的一生，可谓忧国忧民的一生。他的文学作品、所作所为和政治主张，均闪耀着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苏轼虽经宦海沉浮，九死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关心民生，力主减轻人民的负担，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仁人志士，至今仍然激励着很多人。

        苏轼从小就受到他的父亲苏洵所传授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与影响，特别是儒家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本”思想在他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里说，苏轼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轼成年之后，在赴京师汴梁应礼部进士考试时写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阐明了他以“仁政”治国的主张，初步流露出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入仕后，苏轼先后向宋仁宗赵祯献上他的《进策》与《进论》各25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他还写诗表现出对伟大先贤屈原的缅怀与崇敬：“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这更是闪耀着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

       苏轼所处的时代，积贫积弱，国内外各种矛盾已经初现端倪，广大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爆发前夕。之后才几十年，由于金兵大规模的南侵，生俘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北宋因此而灭亡。苏轼对于当时国内外的这些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有预见的。他自己亲自创立并且发展起来的豪放派词风，正好比较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反抗异族侵略、渴望杀敌立功的积极进取的思想。他的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豪放派代表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流露了他一心要学习古代的英雄人物，为保卫祖国大好河山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

        苏轼在凤翔任上写了一篇著名的《思治论》，指出北宋王朝必须首先解决好的三大问题――“丰财”、“强兵”与“择吏”，认为这三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进一步概括和发展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改革主张。后来苏轼被贬至山东密州，仍然不忘忧国忧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尽管此时苏轼已届不惑之年，而自己的理想尚未能实现，他当然要在他的词作中迸发出自己忧国忧民的诸多感慨。“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肝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抒发了苏轼渴望为国为民杀敌立功的豪情壮志，忧国忧民的意识更是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不已。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时他填写的词作更是强烈地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飞灰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苏轼三咏赤壁成绝唱，强烈地抒发了为国为民却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也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苏轼在贬官黄州时期，虽然每时每刻都在北宋朝廷的严密监视之下，但他仍然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忧国忧民的意识不曾稍稍衰减，时时刻刻不忘他内心深处的“尊主泽民”、“经世济民”的理想。“愿为穿云鹤，莫作将雏鸭” ，“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因此，尽管此时的苏轼系待罪黄州，“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特别是当他听说北宋大军大破西夏的时候，当即赋诗一首，由衷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闻说官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在定州时期，苏轼“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基于这种认识和考虑，苏轼在定州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加强军备的措施，这也足见其忧国忧民之诚。但是宋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将他贬官英州，旋更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并至惠州安置。在惠州，苏轼的政治境遇以及生活条件都更加恶劣，大不如以前，但是，苏轼仍然时时刻刻不忘国家和人民，仍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对当地“军政败坏”的情况非常忧虑，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由此可见，此时的苏轼，虽然身处逆境，却依然十分忧国忧民。

苏轼忧民为民思想、体恤百姓疾苦之情，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这可以从他长期的贬谪奔波中所做之事反映出来：在凤翔，他特别强调要关心民间疾苦；在杭州，他反复歌唱“自意本杭人”，并且修筑了利国利民的“苏堤”；在徐州，恰逢黄河决口，他亲自率领当地军民抢修东南长堤，徐州这一地域终于得以保全；在黄州，他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能够从经济、法律等方面想方设法解决当时当地的“溺婴”陋俗，同时，苏轼自己还组织了“育儿会”进行救济，自己当时虽然十分贫穷，却也捐款一万。特别是苏轼在第二次出任杭州的时候，偏偏遇上罕见的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轼两次上书如实上报杭州灾情之严重：“民之艰食，无甚今岁”、“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一方面请求缓交当地供米，一方面请求出赈救济灾民。正是由于苏轼的如实上报灾情和反复请求赈灾救民，结果，那一年杭州竟然没有饿死一个人，真是奇迹。这也是苏轼忧国忧民的具体表现。苏轼在出任颖州期间，看见当地的老百姓竟然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度日，更多的老百姓则是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民活不下去，饿殍遍地，甚至铤而走险。苏轼于是立即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立即赈济灾民。苏轼在赴扬州上任的途中，看见很多流民因为躲避官府催交积欠，于是连续两次上书朝廷，对当时当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的悲惨境遇作了深刻而真实的再现，又一次表现了他对老百姓的同情与关切。苏轼在被远贬惠州期间，虽然他本身的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仍然十分忧国忧民，没有忘记关心老百姓。这可以从他当时吟咏的一首《荔枝叹》反映出来：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各相枕籍，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 。风调雨顺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端。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他希望老天爷怜悯老百姓，不要出产那些祸害老百姓的奇珍异宝，而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没有饥寒，就是最大的祥瑞了。苏轼的这些引古讽今的诗句，充满了他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更难能可贵的是，1097年，此时苏轼已经年届花甲，并且被贬谪到更加荒凉边远的海南儋州。但是，在极度穷困潦倒之际，他仍然忧伤地吟唱着“我本儋尔民”，“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仍然希望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能够实现自己关心民生的理想。

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时候曾经指出：托尔斯泰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一千年前的苏轼，作为一个时代的坐标，其遗产是不会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正如陆游评价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题跋·跋东坡帖》）。苏轼身上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情怀、民胞物与的精神，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四、才华光芒万丈

        豪放不羁，满腹才情，不合时宜，成熟睿智……这些都是苏轼，却又远远不能概括他。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大文豪，一个创意画家，一个酒仙，一个小丑，但这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林语堂语）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散文与他的老师欧阳修并称“欧苏”，且有欧文如潮，苏文如海之说。论诗，他与大弟子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他开创豪放派，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代表作《寒食帖》被公认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后的天下第三行书。绘画方面，他首开文人画之先河，擅画墨竹、枯木、怪石。他研究和学习医学为民众救死扶伤，与政治小人沈括经常在一起研究医药，成就了《苏沈良方》十八卷，《拾遗》两卷，共二十卷，一百七十余服药剂方……

        （一）豪放与婉约并举的词风，空前绝后。

       相传苏轼曾在一次酒席上问一位客人：“吾词之如柳郎词如何？”先且不论此事真假，柳永在宋朝词坛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苏轼既敢与之相比，必定是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无比的自信。而他的作品，《念奴娇》豪迈霸气，《江城子·密州出猎》声势浩大，《定风波》又是婉约脱俗……篇篇精品，刚柔并济而又包罗万象，确实不负如此一问。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继柳永之后，苏轼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为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强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朝人张綖。以“豪放”论词，则源于苏轼。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可见“豪放”一格是在针对传统词“柔媚”的风格之上进行的一种大胆的创新和突破。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不余，运斤成风。”这种“豪放”即是不拘泥于前人成规，在对词的风格和内容进行创新之时却又符合自然规律，指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用笔气象恢宏，清旷豪迈。豪放之词从内容题材上来看当写怀古咏今、狩猎，写怀古、尚武的题材，以雄浑博大的境界，表现豪迈奔放的个性及其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从风格上来看，当以雄放不羁、天马行空之积极浪漫主义为特色。

        豪放之词虽为异军突起，非词之本色，然而苏轼的豪放词却垫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崇高地位，其影响远远大于其婉约词。苏轼的豪放词气势雄浑，风格超拔，旷达洒脱，豪迈不羁，蕴涵着他人生深深的无奈和孤寂。正如前人所说，东坡词：“慨寄天地，别有天地。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

       《江城子·密州出猎》，此词被公认为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中用“元气淋漓”四个字形容苏轼。这四字准确点出了苏轼豪放词激荡奔放、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的特点，正如一石击破水中天，引起北宋词坛的大震荡。苏轼在此词写罢数日后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他显然是对自已这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的自是一家之作颇感自豪，其主动拓展词的题材的风格，对于丰富词的表现内容，提高词的传统品味，都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更为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之作。词的上阙以描写赤壁风起去涌的雄奇景象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深沉凝重，浩荡江流与千古人物并收笔下。与《花间》诸词“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惊“的怨怼相比，此词远怀浩气，举首高歌，无疑为词坛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该词以豪迈之笔颇尽跌宕之法，在大开大阖之中抒写了作者坦荡的胸襟，表达他面对逆境时的达观和超脱。晁以错谓“曲终，觉天海雨逼人”，正是指苏轼这类词作而言（《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五引）。

        婉约是词的正宗本色。“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到婉约的范畴。因此，我们把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多以精美的语言、柔美的形象、幽美的意境，展观自然美与生活美，歌颂人物的心灵美的一类词称为婉约词。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

       苏轼虽以“豪放”著称，但他的婉约词在数量、质量上仍是居于首位。清代词学家周济就说，别人欣赏苏轼的“粗豪”，他欣赏的却是“韶秀”，并认为正是这韶秀才是苏轼佳词的代表。近代词学家陈廷焯也说，苏轼与柳永都是言情的高手，但苏轼的特点是在于“情得其正”，也就是说苏轼的词所表现的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他的这类以抒情和咏物为主的词在传统“婉约词”重香艳侬软的词风上仍然是有所突破，表现出刚柔相济、刚健婀娜、高远典雅、婉约蕴藉的特点，所抒之情远远超出了男女之情的基调。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词是苏轼婉约词的代表作，前文已详解，不再赘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极写兄弟手足之情。词首有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其时作者政治上甚不得意，又久未与其弟苏辙谋面，心中颇多积郁。中秋之夜，与友人共游金山，“天宇四垂，一碧无际……月色如画，遂共登金山顶之妙高台”，苏轼请同行著名歌者袁陶歌其《水调歌头》，不觉随之起舞，藉以宣泄对时事人生的无限感慨并抒发对弟弟的强烈思念。词的下阕着重在写睹月思人，抒写对弟弟苏辙的深切怀念，写得惋恻缠绵而又富于理趣。全词情感数折，意思层深，而在矛盾中归于旷达是此词的情感主线。有人评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苏轼此词奇逸之思和开合之笔确实非常人可及。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苏轼借墙里、墙外、佳人、行人一个无情，一个多情的故事，寄寓了他的忧愤之情，也蕴含了他充满矛盾的人生悖论的思索。“花褪残红青杏小”，既写了衰亡，也写了新生，残红褪尽，青杏初生，这本是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但让人感到几分悲凉。睹暮春景色，而抒伤春之情。“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把视线离开枝头，移向广阔的空间，心情也随之轩敝。燕子飞舞，绿水环抱着村上人家。春意盎然，一扫起句的悲凉。从“墙里秋千墙外道”直至结尾，词意流走，一气呵成。修辞上用的是“顶真格”，即过片第二句的句首“墙外”，紧接第一句句末的“墙外道”，第四句句首的“笑”，紧接前一句句末的“笑”，滚滚向前，四仄韵，字数相同，节奏相等。东坡此词，前后感情色彩不同节奏有异，实是作者文思畅达，信笔直书，突破了词律。

       （二）笔力纵横、内容广阔的诗歌散文，称霸文坛。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2700多首诗中，批判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姿态，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发现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轼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极强的艺术兼容性，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的两个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性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三）博学多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名垂青史。

        苏轼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 “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 “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 黄庭坚说他 “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其代表作有《寒食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醉翁亭记》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其作画很有奇想远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他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

       苏轼历史学说方面的贡献主要是讨论治乱，论述历史人物，撰写了大量的史论和史评，对“春秋三传”和《史记》做过深入研究。他思想上主张“三教合一”，对儒家圣人表示怀疑，称“孔氏”，从政治上反对佛教、道教，批评佛老对治国的危害。苏轼表扬孔夫子非有意于文，未尝立论，所言归于至当。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没有明言善恶；至孟子提出“人之性善”，荀子为反对孟子就提出“人之性恶”，所以杨雄不得不说“人之性、善恶混”，以综合二家之言。苏轼则认为人性有善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批评三人“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知其所止。”认为孟子之说，出于其师子思之说，“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命，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荀子与杨雄为异论，是孟子之过。韩愈以“性三品”立论，而折衷于孔子之论，是离性以言三品，“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天下折服于韩愈的人多。这四人都是不知道什么是性，而以“才”代 “性”，“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言之”。性与才相近但是不同，他们的差别不仅仅如黑白之分。圣人与小人共有的东西就是人性，而其才有所不同。“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其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况且太古之初，没有善恶之论，后人未有善恶之辩，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就认为是恶：而诸子之意是欲将善恶为圣人之私说，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标榜自己以为性与情没有关系，从而流入“佛”、“老”，“是愈流入佛、老而不自知”。

       苏轼虽然没有辉煌的哲学方面的宏篇巨著，但他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除了表现在《易解》、《书传》、《论语说》等书外，还见于他的史论、策论及书信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他从儋耳北归过虔州时，写信给苏伯固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论，其它何足道。” 对于自己的哲学著作，他是颇为珍惜的，并把这三部书作为自己传世的不朽论著。在黄州写信给滕达道时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 在海南时写信给李端叔云：“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 他对自己的十年读《易》是颇为自得的，其《送蜀僧去尘》诗云：“十年读《易》费膏火。” 对十年苦读的成绩引以自慰。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也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人君子，当知我矣。’”《易传》凝结了苏洵和苏轼、苏辙两代人的心血，《书传》是苏轼读《书》的心得积累，《论语说》则是他对儒家学说所作的发展，“时发孔氏之秘”，他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不断对中国的文化、哲学进行探索、总结，着于翰墨，“欲造其渊”，他研究经术，辟新经，创新解，立新义。今《论语传》已佚，但从《易传》和《书传》中，苏轼哲学思想的光辉灼然可见。

                                     小 结

       苏轼的一生，几与祸患相始终，承受过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他既经顺境，复历逆境。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失意时是柏台肃森的狱中死囚，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啖芋饮水的南荒流人。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反差的巨大和鲜明，使他咀嚼尽人生况味。这种希望和失望、亢奋和凄冷、轩冕荣华和踽踽独处，长时间交替更迭，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促使他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探索生活的底蕴。无尽无休的苦难，没有使他厌倦人生，变得冷漠；权利与名望的诱人光彩，也没有使他自我迷失，忘乎所以。他心境恬淡，视若浮云，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蔑视身外的一切。

       但是，苏轼绝不是一个道貌岸然、可望而不可及的圣贤，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有血有肉、有着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他感情丰富，心地善良，为人真挚诚恳，生性热情好动；他多才多艺，妙语连珠，往往自得其乐，充满机智和幽默；他热爱自由、个性张扬，受不了一点点约束；他嫉恶如仇，口无遮拦，从不懂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他所有的言行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他活得光明磊落，无忧无惧，直到生命的终点。

       千百年来，苏轼的人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羡慕他刚直不阿的风节，更景仰他洒脱飘逸的气度。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和效仿的真实人生，现世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他拥有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永远令人怀想，永远给人启迪。（王水照语）

       穿越千年的历史岁月，透过汩汩流淌的笔端，我们仍能看到一个才情似海的苏轼，一个旷达超脱的苏轼，一个为民造福的苏轼，一个满是温情的苏轼……今天，他的精神依然绵延不息，在你的身上，在他的身上，在我们的民族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