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梁启超先生和胡适先生曾就关于国学入门的书目有过争论。大概1923年年初的时候，清华学生给他们二人写信说：我们要出国，需要掌握一些国学，能不能请先生给我们开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后来，胡适就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但是他开了很多，大概有一两百种，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思想史，一个是文学史。然后，学生又给他写信说：我们是要一个最低限度书目，您给我们开这么多，我们在清华这几年也念不完，就是带到美国也没法念完。后来，胡适先生就回答他们说：那我就在上面画上圈。他一共画了三十五个圈。

胡适

梁启超先生当时没在北京，他接到信后，凭记忆也写了一个书目。这个书目也不少，而且每本书他都说有什么版本，大概意思是什么，总共也有一两百种。同时，他还指出了最低限度的书目，共二十五种。这二十五种分得很有条理，是按照四部来分类的：第一部是经部的四书五经；第二部是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第三部是子部，《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第四部是集部，楚辞、文选，李白的集子、杜甫的集子、白居易的集子。梁先生就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找出最重要的二十五部书，这个书目非常清楚。所以，他就说胡适这个国学书目里，连《史记》《资治通鉴》都没有，却有《九命奇冤》，这是最低书目吗？他还说：我梁某人就没看过《九命奇冤》，你能说我连最低的国学知识都没有吗？

梁启超

回顾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日子，能够给今天做学问的人以什么样的启发呢？

这些年，因为国学热，讲了很多的国学，国学也确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但是对国学内在包含的这个“德性”的学问，应该说强调得却不太够。特别是因为胡适在近代学术的影响比较大，他提出整理国故，造成国学成为一个整理国故的学问。因为在胡适的定义里，国学就是整理国故的学问，而整理国故的学问对于胡适来讲，不涉及哲学的人生观的发扬继承，而是对文献和历史的了解整理。所以，我觉得梁先生在这方面，不愧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他对整个国学的把握，对我们应该有指导意义。今天，我们重印的梁先生的《德育鉴》，20世纪很多文化名人都受过这本书的影响。我们重新编辑出版，并做了一些简单的注解，就是想至少能在清华的校园文化里把梁先生原来的工作拿给大家，让今天的学生不仅能用现代的口号讲一些素质教育，也能看看我们的先贤用什么办法来修养自己。

胡适书法

有人问：梁启超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当时就建议创立“函夏考文苑”，仿照法兰西学术院，那当然就要有院士，提名一共有二十多位，首席是四位，其中就有梁启超，其余是严复、章太炎和马相伯。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在整理国故的时代，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章太炎先生是南方学术的“泰山”，梁任公先生是北方学术的“北斗”，这“一南一北”也是承认他们两个是当时国学最高的代表。

另外，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前，清华的曹云祥校长跟胡适请教办国学院的办法，他本来想请胡适来主持筹建国学院，因为胡适是清华史前期的校友，是头两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胡适说我不配，要请一流的学者，要请三位大师，他的排名就是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

梁启超书法

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梁先生作为国学大师的地位，应该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公认的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具有博通的成就，而且开风气，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像在先秦诸子方面（《墨子学案》、《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清代学术方面（《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佛教史方面（《中国佛教史》），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中国历史研究法》），贡献都非常大。郑振铎说：梁启超是大思想家，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有通盘的打算，上下古今大规模的研究，有力吞全牛的气魄。我认为确实是这样。

梁启超曾给学生题联“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前一句表示乐观主义，祸事不可怕，祸的后面是福，这就是乐观；后一句表示奋斗精神，这是发扬墨子尚力的思想，敢于和命运斗争。他一生最推崇曾国藩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儒家人生观。所以徐世昌评价说他是“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

◎本文摘自陈来教授《山高水长集》（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