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主持中国公学时，聘请沈从文讲授小说创作。第一天上课时，沈从文紧张得讲不出话来，十几分钟后才转身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反差。因为，在很多人眼中，文采斐然，必定能说会道。我们不是常说“出口成章”吗？试问，一个人如果笨嘴拙舌，又如何令人相信他能妙笔生花呢？

      其实，这是一种很刻板的印象，生活中，讷于言而敏于行，或者敏于言而讷于行的，都大有人在。如上所述，你看沈从文的文章，清新淡雅、风度翩翩 ，将情窦初开的少女情怀描摹的那样体贴入微，从而在自己的文本世界中精致地供起一座人性的“希腊小庙”。便自然而然地会因其文而想其人，觉得作者必定潇洒自如，情感丰富而深谙男女相处之道。可事实如何呢？看看沈从文的传记，你就会明白，在感情面前，这是一个比他的翠翠还要羞涩腼腆，又同样执着的人。而他表达自己爱意的方式，却是那么憨态可掬，丝毫不如其文笔的灵动自由。可见，文如其人这话还真得两说。

      这让我又不由得想起我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他是研究司马迁的专家，形象敦实圆润，很有喜感。一口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普通话，嘴里却总仿佛压着一枚橄榄，咕咕哝哝，吐字不甚清楚。上课时，他的眼光常从镜片上方射出，几乎从不看我们，杵在讲台上，微侧着身子，颔首蹙眉，总给人一种初登职场的局促感。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每讲到会意处，反倒常常是口将言而嗫嚅，神欲凝却迷离；有时，甚至好半天都默不作声。那情景，倒像在画一个休止符，又好似酝酿国画里的留白。而我们，却丝毫没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欣然神会之感，只剩下“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遗憾与隔阂。于是，从上他的第一节课开始，我们便产生了一种“见面不如闻名”的强烈感受。因为据说他曾是系里少有的几个被破格晋级的教授之一，彼时也堪称青年才俊。后来，看到他的论著，又觉妙论叠现，见解独到；方知他的确很有才华，并非浪得虚名。只是每每想起他的课，又实在觉得这反差大得近乎滑稽。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写作出色，讲课必定出色”的习惯性认识，很可能是因为对写作通常会高看一眼；认为写作是一种能力技巧更高明的表达。从而认定：既然写作水平已经很高了，那么组织话语、宣讲言说自然不在话下。

      毫无疑问，写作当然需要一种相当高阶的语言组织与表达机制。提炼思想、运笔成文，毕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非长期刻意练习而难以习得。所以说，写作水平高的人，思考能力绝不会低下。可若据此认为一个人的口才与其文字水平总是完全兼容，从而得出“写得好，就必然说得精彩”的结论，则很可能大谬不然。

      我们须知，形诸笔端的过程，通常也是一个筛选、锤炼、打磨语言，塑造思想的过程。那里面，渗透着记忆的闪回、体验的剪辑、知觉的整合，甚至意识的重构，则其运作机理复杂而精微、深刻而宛转。追求迁延跌宕、跳脱跃升，以至峰回路转、别开生面的思维效果。考验的，是一个人综合运用语言时的积淀、迁移、建模，以及组织、润饰等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写作还会呈现出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视觉暂留”效应，需要一定的迂回纵深的思考空间。所以，对于一个不善言辞、性格内敛的人来说，只要他的思想能够始终保持鲜活灵动，具备将生命体验与知识储备转化成文字的能力；则一旦有所触发，同样可以写出辞藻华美、感人至深的文章。甚至，在某些情境中，一个人在沉潜涵咏中进入某种冥然兀坐、隔绝尘嚣的心灵境界，反而更有助于其向内开掘自我神魂的造化灵境，从而臻于妙悟天成的怡然自如状态。果真如此，则灵感毕至、思如泉涌，是定能创造出绝世佳作的。但口头表达则不然，那更类似反应的体操与思想的小品，其应变能力更甚于运思技巧；故伶牙俐齿、机敏果决始终是精彩言说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行文贵乎“理”，思路清晰、以理服人是其创作的宗旨；那么，言说交流便更讲究“气”，借题发挥、气势充沛正是其打动人的依据。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说与写都能做到上乘并不容易，这需要你既拥有深远广博的思考能力与文化修养；又具备机智敏捷的沟通嗅觉与表达意识——显然，这是一种相当高的认知层次。

      其实，说与写无非表达之两端，欲自由驱遣，须先重重修炼，方可期待偶有一得。但对于一名教师而言，通过写作反哺课堂上的言辞表达，则也不失为提升话语层次、激发言辞机智的有效途径。一言以蔽之：想得美好，还要写得高明，写得高明，也要说得精彩，才是一个充满知性魅力与人格吸引力的有趣的教师。那么，我是否能期待成为这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