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集：邦国时代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四千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孟华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将近五百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一批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台基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厉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

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方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因为不像有的有逐步的缓慢，它没有，它就是突然中断了。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墙高有6米到8米，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三万至五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方勤:就是说石家河里边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钺这个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军事首领或者相当于王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头戴冠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勾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

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或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方勤: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简单的我们考古学讲，叫做植入性的文化，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zhuān]顼[xū]、帝喾[kù]、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方勤:文献上也有记载，禹伐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是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址就废弃了。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驩[huān]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

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塔儿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有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塬上用夯土版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易、邑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guǐ]、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壁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

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现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何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 领队）: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四千一百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坚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kān]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何驽:立表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圭尺，上面有刻度更重要，圭尺放在王墓当中由王来控制，立表呢就放在天文官的墓当中随葬了，由天文官来掌握。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驽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何驽:这个圭尺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何驽: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圭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极，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

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峁村北侧山峁上，一处宏大石砌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四千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邵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 队长）: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两个年度里边都出土这个壁画，很多壁画残片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那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到它背后的粘附面，这个刚好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拌泥的这种东西，这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建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四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那么谁来维系他，石峁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一个，4000年前后的时候，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峁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一千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峁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峁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

1975年底，时值寒东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峁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峁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这也是我们做为这个石峁城墙初遇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三十六国，其中有一个一目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一目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孙周勇: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DNA的分析，也有学者将这一批石雕的人头像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邵晶: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峁，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峁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三百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

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赵志军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 副主任）:石峁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峁遗址所处的位置，它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要更明显更剧烈，反映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峁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孙周勇:石峁的人群，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两群人，就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邵晶:像这两件，这也是石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选型，但是它的制料非常的特别，它是燧石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石峁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燧石制的箭头非常多，在石峁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埂随处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何驽:以前我们发现的这种深缶[fǒu]的盆形鬲[lì]，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峁的陶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陶寺陶鬲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鬲的发现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宫城，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许宏:就说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重视神人的沟通。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鶡[hé]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壁、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许宏: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那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四千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个中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王宁远:可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良渚遗址群和长江太湖周边区域，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碟形洼地一样，只要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条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

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

　　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

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许宏: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峁都是国家的话，那么它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不管叫什么名字，如果说前边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原始阶段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我管它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管它叫国上之国。

许宏:我们说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黯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就是二里头遗址。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