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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大中国史》至62%。

成吉思汗的侵金，是从居庸关进兵。虽然也一掠辽西，并没认真经营。何况女真故地？于是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隆安（就是从前的黄龙府），掠取辽东之地，自立为辽王。定都咸平（如今辽宁开原市）。金朝的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也据东京自立。公元 1215 年，耶律留哥入觐蒙古。蒲鲜万奴乘虚袭取咸平。留哥用蒙古兵还攻，万奴投降蒙古。后来转入女真故地，叛服金元之间。自号为东夏国。又有契丹遗族，名为喊舍，乘辽东之乱，起兵侵略。后来败入高丽。百济余族，有名唤杨水尺的，做他的向导。太宗派哈真去剿办，高丽以兵来会。于是蒙古高丽，约为兄弟之国。公元 1225 年，蒙古使者札古与从高丽回来，道经鸭绿江，为盗所杀。蒙古说是高丽人杀掉的。公元 1231 年，派撒礼搭去伐高丽。高丽请和，蒙古许之。而置达鲁花赤七十人于其国。高丽的权臣崔瑀，把他尽数杀掉，而把国王搬到江华岛。于是二国兵衅复启。公元 1232 年，蒙古平蒲鲜万奴。高丽人洪福源，据着西京造反。兵败后，投降蒙古。又有赵晖、卓青等，以和州、永兴迤北，附于蒙古。于是愈甚。到公元 1241 年，和议乃成。高丽从公元 1198 年之后，大权为崔氏所握。到蒙古征服高丽之后，崔氏的势力才除掉。然而蒙古势力，从此弥漫全国。时时把它的地方，设立行省。高丽历代的王，都尚元朝的公主；也同化于胡俗。国王的废立，和一切内政，无不受蒙古的干涉；几乎不成为国。到元朝和高丽王氏同时倾覆，朝鲜人才算恢复自由（蒙古和朝鲜的交涉，可参看《韩国小史》。蒲鲜万奴，屠氏的书有补传）。

从法理上说，却像前任的大汗，推荐一个人给忽烈而台。蒙古既本无所谓汗，自然没有所谓汗的继承法。前此家族中的继承，只有所谓“斡赤斤”，但这是承袭产业的意思，全是私权的关系，和汗位继承毫不相干。对于汗位继承等，却仍是长子易于被选。这个大约因为对内的统率，对外的攻战，长子都较为有力之故。观征讨西北的疆部，便要用“长子出征”的法子可知。所以成吉思汗的儿子，除去长子术赤，有不是自己生的嫌疑外〈术赤是孛儿帖给蔑儿乞掳去之后，抢回来生的。大约实在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所以当时弟兄辈里，都有些外视他，察合台和他，尤为不对。曾经把这话，当面抢白过成吉思汗〉，就轮到太宗），所以当时的忽烈而台，并无异议。太宗以后，忽烈而台，推戴了定宗。定宗体弱多病，三年而殂。这时候，大汗的选举，自然不比部落寡弱的时候：一、既无权力之可争；二、又有对外的关系，大家都肯顾全大局，举个众望允孚的人，自不免各自运动暗斗。却是太宗在日，既说失烈门可以君天下，又说宪宗可以君天下（当时大汗的话，对于后任大汗的被举，既然很有效力），自然就做了两方面的借口。于是定宗死后，太宗和拖雷的后人，就都希冀本房的人，当选为大汗（太宗后人一方面的候选人，自然是失烈门。但是定宗的长子忽察，也有希冀当选的意思）。但是（一）太宗后人，多不惬众望。（二）而成吉思汗把部兵分配给诸子时，拖雷以系“斡赤斤”故，所得独多（当时的观念，把部兵〈人民〉也当做产业）。功臣宿将，大半是他的旧部。（三）拖雷死后，宪宗和他的兄弟都年幼，一切事情，都是宪宗的母亲唆鲁禾帖尼主持。唆鲁禾帖尼颇有才智，为部下所归向。（四）宗王之中，最有威望的是拔都，也和唆鲁禾帖尼联络。所以拖雷后人的势力，远比太宗后人为大。定宗死的明年（公元 1249 年），拔都召集忽烈而台于阿勒台忽剌兀（在如今新疆精河县之南）。被召的人，说“会议非地”，大半不到。于是约明年春，再开会于客鲁涟（这才是合法的地点），由唆鲁禾帖尼主议。太宗、定宗和察合台的后人都不到（联结以抵抗拖雷后人），拔都到后，就创议推立宪宗（置缺席抵制于不顾）。又明年（公元 1251 年），宪宗即位。太宗后人，就有反谋。于是宪宗杀掉定宗的可敦，和用事大臣及失烈门的党羽七十人。谪失烈门为探马赤（后来忽必烈南征的时候，请令他随营效力。到宪宗自将伐宋，仍投之于水），把太宗分地，分封其后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太宗的旧部，都另委亲王统带。蒙古的内争，到此就不能弥缝了。

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之人以自利。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罗马人的治国，就是如此。始终是朘削殖民地，以庄严他的罗马，像中国历代一视同仁的思想，专以宣传文化为己任，要想教夷狄都“进于中国”，是根本上没有的。可见中国人这种“超国家”的精神，养成也非容易。可参看南海康氏《欧洲十一国游记》）。当蒙古太宗灭金之后，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这种野蛮思想，真是中国人梦也做不到的，给耶律楚材力谏而止（后来又要分裂州县，以赐亲王功臣，也因楚材力谏而止。都见《楚材本传》）。然而到底把降人当做“驱丁”，虽儒者亦不免。他这时候的思想，非把中国人全数作为奴隶不可，后来虽因“增进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就不得不兼顾汉人的利益”，把这种制度除掉；然而平等的思想，毕竟是他所没有的。于是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诸部族人，谓之色目；第三等是汉人（灭金所得）；第四等是南人（灭宋所得）。权利义务，一切都不平等（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他所喜欢的是工匠，所以攻打西域诸国时，敌人一拒战，城破之后，就要屠洗的，工匠却不在内。速不台攻汴时，也想城破之后，把全城屠洗。耶律楚材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在于此，才算住手。所看重的是商人（和王室贵戚大臣等交往的商人），所注意的，是聚敛的政策。太宗时，商贾卖货给皇室的，都得驰驿，太宗死后，后乃蛮真氏称制（定宗未立以前），信任西域商人奥鲁剌合蛮，叫他专掌财赋。至于把“御宝”、“宫纸”付给他，听凭他随意填发。又下令：奥鲁剌合蛮要行的事情，令史不肯书写的，就断他的手。这种行为，说到久经进化的民族耳朵里，简直是笑话。

所以宋朝的官制，有一特点，便是所谓“官”者，不过用之以“定禄秩”。至于实际任事，则全看“差遣”而定——做这个官，便治这件事，也要另外“用敕差遣”的（用差遣治事，起于唐武后时候。其初先有“试官”，后来又有“员外”，这是因武后要以禄位收拾人心，所取的人太多，没有这许多官缺可给他做的缘故。但是到后来，此风便相沿下去，于是有所谓检校〈近乎加衔〉、摄〈代理〉、判〈以大官兼小官〉、知〈兼任〉等，到宋朝，便专用差遣治事）。这种官制，看似错杂不整齐，却也有切于事实的好处。到神宗，才参照唐六典，改正官制。命“省、台、寺、监，各还所职”，是为元丰的新官制。元丰新官制，大抵以唐为法。然而唐朝的官制，本有两件不可行处：其一相职分属三省，各不相涉，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所以唐朝从设政事堂以后，也不啻合三省为一）。其二则六部九卿等官，本来互相重复，其中就总有闲曹。所以元丰改正官制之后，仍不能不随事变迁。宰相不但不能三省分立，南渡以后，反多兼了一个枢密院（宋初宰相，本称同平章事，另有参知政事，做他的副官。元丰新官制，仍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相职。但因官高，实际不除人。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这时候，三司的事情，都已归户部〉。枢密所管杂事，亦都还给兵部，专以本兵为务。枢密和兵部的关系，倒像现在参谋部和海陆军部的关系。南渡以后，以左右仆射为丞相，改两省侍郎为参知政事。旋又径改左右仆射之名为丞相，而删去三省长官虚称。则仍回复到宋初的样子，和唐朝的制度绝不相同了。而南渡以后，又时时发生所谓御营使、国用使等名目，往往以宰相兼之。

然而苦累百姓的，倒还不在税额的重轻上，而在其征收的方法上。征收的方法，第一足以累民的，便是“支移”和“折变”。“支移”是“百姓的输纳租税，本来有一定的地方的，却因他输纳的地方，官家未必要这样东西用；所不输纳的地方，却要用这样东西，于是叫百姓移此输彼”。折变是“百姓的纳税，应当纳什么物品，也有一定的。却是所输纳的物品，官家未必需用；所不输纳的，却反要用，于是临时改变他所输纳的东西”。“支移”看“户等”的高下，以定道里之远近。不愿支移的，便要另缴“道里脚价钱”。这简直是于纳税之外，又另课之以“运送的义务”。“折变”却说所取的物品虽然改变，其“价格”要和原取之物相当的。其算法，是用征收的一个月中的“中价”计算。然而“支移”往往不能按“户等”的高下，叫富的人输送到远处，穷的人输送在近处；而且“脚钱”（就是道里脚价钱）本是所以代支移的，到后来往往支移之外，还要出脚钱。“折变”则计算价格，未必能公平，又往往只顾公家；缺乏了什么东西，便叫百姓改输，却不管百姓有这东西没有。又往往折了又折，几个转身以后，价格便大相悬殊。譬如西川起初，绢一匹 = 钱三百，草一围 = 钱二，于是输绢一匹的，叫他折输草一百五十围。到后来，却把草一围，估作钱一百五十文，再叫他改输钱。于是三百文的税，倒纳到二万二千五百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