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智慧就像孔雀的羽毛，极尽炫耀，只是为了吸引异性。所有的艺术和文学，莫扎特，威廉.莎士比亚和米开朗琪罗，还有帝国大厦，都是精心策划的求偶仪式。也许这都不重要，我们用最基本的动机，得到了数之不尽的收获。但显然孔雀不能飞翔，它们活在尘土里，啄食秽物里的蛆虫，却还以华丽的美貌安慰自己。 ——《西部世界》
追求财富的根本动机是攀比
人追求财富累积的动机是什么？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是为了更舒适的生活。人们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基于耳熟能详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逻辑是这样的：在物资相对稀缺的社会，大多数人终日劳作才能勉强糊口，因而掠夺和斤斤计较是为了求生的。在此基础上演绎推理，在随着技术发展，人们只要劳作就能获得远高于生计所需的回报的现今，对财富的进一步斗争是对增进生活舒适程度的一种竞争——主要是增进物品消费所带来的物质享受。现代社会，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耗物品来满足其物质享受，或间接满足所谓较高层次的需求——精神上的、美学上的、智力上的、或无法命名的需求。
基于如上假设，当我们问一个人他为什么累积财富时，他将回答：为了孩子能吃上安全营养的进口奶粉、得到学区房户口、出国留学，为了精神的、审美的、智力的需求。这一切听出来非常正义合理。但是促使人们累积财富的动机真的是这些吗？
美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凡勃伦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过不同观点，这本书写于1899年，是旧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凡勃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这种“新产业基础下对财富的进一步斗争，是对增进生活舒适程度的一种竞争”的说法不足以解释财富累积的动机。
凡勃伦也承认求取温饱是较为贫困的社会成员身上一直存在的强有力动机，但他论证了“即使是这些身无分文的阶级，物质需求都记得优势也并不像有些假说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决定性。”“在另一方面，就以社会中那些唯积累财富为念的成员及阶级而论，维持生存或物质享受的动机始终不居首要地位。”
“成功的高低，以与别人进行分出高下的财力比较来检测，遂成为行动的世俗目标。”也就是说，人们累积财富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所说的为了舒适的生活，而实际上是为了“攀比”，彰显他们是“有闲阶级”。
凡勃伦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未开化时代、野蛮时代、手工业时代、机器方法时代。未开化时代的社会是小型且结构简单的族群，所有人一贫如洗，因而也没有明确私有财产观念和制度的必要性。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人们友好相处，“面对武力威胁或欺诈的场合，仍然表现得温顺，无所作为。”
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维持生计的物资相对不再匮乏，社会中有一些人能免于从事经常性劳务。社会从和平相处过渡到好斗和掠夺，具有了私有财产观念，进入野蛮时代。有闲阶级和私有财产制度是相伴而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类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务性的，或者说实际生产，比如种植农作物、制作衣服等；另一类是非劳务性的，比如征服自然（开荒、打猎）、与其他部落进行战争从而掠夺物资、巫术、祭祀活动。在原始人的心智中后者更高级，前者主要由女性担任，后者主要有男性担任。因而，能够经过武力和权谋考验而生存下来的男性，可以免于经常性劳务，而同样拥有生计所需的物资，“有闲阶级”便产生了。
“有闲阶级”意味着他们更为荣耀，更有价值，更有尊严，因此“有闲阶级”需要通过炫耀来不断向世人证明自己不需要从事劳动性事务。
炫耀式休闲和炫耀式消费
有闲阶级最初的炫耀方式是具有“实物性”的——发动战争，获得大量战利品、奴隶和女人。后来战争就变成了打猎，然后把鹿头挂着壁炉上，把狼牙做成装饰品挂着身上，花几天时间出海钓到一条两米长的大鱼，等等。
但是每天打猎也挺无聊，随着社会的发展，有闲阶级又产生了“非实物”的休闲活动——炫耀式休闲，用参与这些活动来证明自己有钱有闲。这些活动就和“准学术”“准艺术”相关，比如韵律与文学、歌唱和作曲、衣着时尚、家具陈列和装饰风格、桥牌游戏、饲养宠物、赛马，等等。因而“学术”和“艺术”最初都诞生于有闲阶级，而不可能是乡下难以温饱却一心追求“真善美”的穷小子。
《红楼梦》里，大家闺秀们办个海棠诗社，吃着鹿肉玩弄韵律和造句，就是一种对有闲的炫耀式休闲。“香菱学诗”固然是带有对“美”的追求，但不得不说香菱是作为薛潘的妾才有“资格”学诗，也才有余闲学诗的，同时“香菱学诗”也是她对于作为薛潘之妾身份的认同，对有闲阶级的认同。
继续用《红楼梦》举例，丫鬟小厮也是有闲阶级炫耀式休闲的产物。对于“为什么有闲阶级需要畜养奴仆”，凡勃伦的解释是：
（一）在强制的礼法下，这类家庭成员的时间及精力必须在表面上全用于炫耀是休闲的实践上，其出行方式是出访、驾车、参加俱乐部活动、从事义务缝纫、出席文娱活动、加入慈善组织及其他类似的社会功能。
《红楼梦》里打理府中事务的王熙凤都累病了，出殡需要仪式和排场，省亲需要仪式和排场，老祖宗小祖宗过生日也需要仪式和排场——做有闲阶级真是不容易。
（二）在满足物品炫耀性消费的要求下，生活的道具——体现在住宅、家具、古玩、服饰及餐饮各方面都变得如此精致而繁复，以致于享用这些事务时，没有别人的帮助很难达到动静皆礼仪的要求。
林黛玉进贾府第一天，吃饭后“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黛玉看旁边的小姐们用茶漱口，也照样漱了口。“然后盓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饭后用茶漱口是没落的林如海家未曾见过的规矩，却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应有的礼仪。毫无疑问这些礼仪费钱、费时、还需要奴仆服务才能完成。
现代社会，我们把很多事务“外包”，并且尽可能追求“私人”“专属”，使其只为自己服务、随叫随到。奴仆变化成了司机、保姆、小时工、园丁、助理、私人律师、私人医生等诸多职位，其中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细思起来这些需求有多大成分是纯粹的为了生活舒适，又有多大成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阶级呢？
上面说的是“炫耀式休闲”，除此之外，有闲需要用品位和修养来证明，就产生了“炫耀式消费”。有闲阶级需要穿着特定的符合身份的贵重服饰、安排奢侈的宴会、玩赏古玩。而且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故意炫耀的，凡勃伦对人性的洞察很深：“任何现代社会民众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支出上超出其物欲舒适所需的程度，与其说是可以在有形的消费上以奢华傲人，倒不如说是处于一种欲望：想在所消耗财货的数量和等级方面，实践习俗所认可的理解标准。”如果你是在北京国贸CBD上班的年轻白领，穿A货、化妆上班、中午在楼下吃30元以上的盒饭，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礼仪”。
《红楼梦》把三百年前有闲阶级的玩法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如今的有闲阶级怎么玩？登山、旅行、潜水，更方便快捷的是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意味着平日花时间训练体能，花钱够买和研究装备，甚至支付不少差旅费去参加不同地区的比赛。健康的身体和坚持的毅力本身也是自己很优秀的明证。一块块完赛金牌、证书、照片是有闲生活方式的有形痕迹，优越感随之而生。
用有闲阶级论的视角，可以解释古往今来人们的很多行为。比如：为什么女人爱买奢侈品？不是因为女性真的觉得奢侈品很美，而是因为她们要靠炫耀性消费以维护该家庭及其户长的声誉。在家庭经济条件频临赤贫的时候，男人及其子女不会为了体面消费贵重物品，女性是该家庭财力礼仪的唯一代言人。
为什么在人口流动大的城市里，人们对炫耀性消费的需求更大？因为在乡村人口中，储蓄及家居舒适也能对外证明该家庭的财力，它们借着邻居间的闲话家常实现声誉的传播。而在人口流动大的城市，因为人们彼此并不熟悉，而没有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人们只能更多的以衣着、包包、手表等消费品来判断一个人的阶级。
为知识焦虑，和为物质焦虑有本质区别吗？
在北京这样的人口流动性大的城市，不仅消费品可以用来炫耀，知识也可以用来炫耀。尤其是在一个由中青年构成的庞大人群中，iPhone和Mac是街机，喝星巴克，跑马拉松，买宜家还是无印良品不过是萝卜白菜的各取所需，学历全都本科以上，工作都体面，谈吐都得当。在这样的人群中，无论是为知识付费还是在别人面前对知识侃侃而谈，都可以用来证明其拥有更好的阶级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为知识焦虑埋单，和为奢侈品埋单有本质区别吗？
前面已经提过“非实物”攀比催生了“学术”“艺术”，事实上凡勃伦更直接的指出“高深学养是财力文化的一种表现”。
学养中深奥难懂的元素，正如其在以往的时代一样，为了要让没有知识的人印象深刻、甚至易于操弄，这依然是一项极具吸引力和效力极佳的元素。
学养在其初始之时就某种意义上原是神职越位有闲阶级的副产品。
所有原始社会的学究阶级一般对形式规格、惯例、品味等级、仪式、礼服和学术用具都是极端吹毛求疵之辈，这一点可是意味深长，不仅足以证明学究阶级和神职人员这个行业的紧密依附关系，并且可据此表明学究阶级的活动大都属于以仪态和教养著称之炫耀性休闲的范畴。
这个观点听起来有点“反智”，但也能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很多家庭选择让子女出国留学，并非基于经济回报考虑，如果从投入产出比来衡量，很多留学行为完全是“亏本生意”，这样做是为了配得上其家庭的阶级地位。
2016年，中国诞生了一个新词——知识焦虑，指的是人们焦虑知识不足，焦虑成长不够快，焦虑自己比不过别人。我一直对这个词很疑惑：为什么人们会为知识焦虑呢？以前的人为知识焦虑吗？谁制造了这种焦虑？
假设，在2016年的中国有一位刚工作一年的数学老师——小张老师。小张老师为这些命题感到焦虑：“我对一些数学原理不精通”“我的教学技能不熟练”“我搞不定学校里的人际关系”“我不擅长哄小孩”甚或“和我一起进学校的小赵老师教学能力可比我强”。我把这些称做“正常的焦虑”。1916年中华民国的小学数学老师和1966年新中国的小学数学老师也会面临同样的焦虑。
可如果小张老师的焦虑原因是：“其他人毕业一年已经有了副业，收入翻一番，我却除了教数学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我是不是应该培养在大众面前演讲的能力和写作能力，以便拓宽我未来职业发展的可能性”“现在流行互联网、金融、认知升级，我却不懂这些，我是不是要被时代淘汰了”，我就把这定义为一种“不正常的焦虑”。当然，绝不是说小张老师不应该有如上的想法和考虑，为未来做打算和求知欲当然毫无疑问是正当的，但如果小张老师因为如上那些念头感到“如坐针毡、自我怀疑、急切的花钱和时间去为‘未来’做准备”，我就觉得这事“不怎么正常。”
我并非否认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进步的渴望中存在着“求真，求善，求美”的动机，只是觉得仅凭“求真，求善，求美”不足以激起目前社会上庞大人群铺天盖地的焦虑。在现实生活中，我见过很多处在第二种焦虑中的人，在北京尤其多。可以说，他们之所以焦虑同样是因为攀比，攀比的不是物质而是知识。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在知识焦虑的驱动下奋发图强，迈入有闲阶级，实现了不起的盖茨比式的阶级跨越。
然而，这种跨越是否等同于幸福，或者是通向幸福的必经之路？对此我深表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