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我不能确定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影响人们的观念。」
2004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接受另一位历史学家卢汉超采访时，如此评价自己的史学作品。
史景迁擅于将琐碎的史料串联起来，讲述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以此引发人们的阅读兴趣。他的著史手法如他所景仰的司马迁一样，是所谓「以文论史」，换言之就是用「文」的笔法来著「史」。
鲁迅在其未完之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史记》奉为「无韵之离骚」，评价《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未文」。
史景迁的著作也有「不拘」、「不囿」的特点，但他却很少「肆于心」，他在著史过程中倾向于将个人立场和价值判断摈除在外，追求以史实为依归。这与他在耶鲁所受的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以及其历史主义信念有关。
但独特的是，史景迁却擅长对历史中当事人的真切体悟进行开掘，其对历史主体情感的关注则非「文」不能表达，这正是史景迁「以文论史」的魅力所在。
我们挑选了三部史景迁极具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即《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对这三部作品做简单介绍，希望明白的学友能一同走进史景迁的史学世界，看看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侧面。
01.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提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大多数人会说他创造了《红楼梦》中花团锦簇的大观园，并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个幻梦世界；但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中却提醒我们：曹寅「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同时，曹寅不是满人，却以正白旗包衣的身份在京城一住15年。
无论如何，曹寅始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的存在」。
为了概括曹寅这个「特殊的存在」，史景迁用了「范例」这个科学史的概念：
库恩（Thomas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定义「范式」（paradigm）:（科学）发现始于反常异例的察觉，即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常态科学的范式预期不一致。然后，对反常异例的领域继续从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而使得反常异例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探索。
本书虽以曹寅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但史景迁却不认为本书是曹寅的一本传记，他说「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点是要「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生活时代的制度相勾连，并给予这些制度同等的重视」。
因而本书透过曹寅广阔的社交圈，分析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同时，以曹寅作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为切入，本书也不仅展现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也理论化地剖析了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满汉矛盾、君臣矛盾和社会冲突。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是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
可以说，在本书中偶尔流露的许多议题，在他日后著作中都得到了较完整的表达，比如满汉矛盾与皇权合法性问题，在本书中以一个相对缓和的形式存在，而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中却成为一个冲突、显在的时代命题。这一切都要回到雍正六年发生的那起「曾静逆书案」。
02.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
史景迁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的开篇如此说。诚如其言，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逆书案」及其后续进展，真可谓扑朔迷离、匪夷所思。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从岳钟琪收到策反信那一刻的震惊与惶恐写起。
岳钟琪当时担任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位极人臣，这天忽遇有人向其投递「反书」。反书中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人，岳飞曾大破满人先祖金人，因此岳钟琪也应该举起义旗、推翻满人朝廷。
为确保自己不落得像年羹尧那般自缢的下场，岳钟琪一边立即密折上书雍正帝，一边审出相关的人员和细节：投书人原名张熙，是受其师曾静所托，特来拜会岳钟琪。曾静深受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感召，一生志在推翻满人朝廷。
得知实情后的雍正详加审讯曾静。最后，雍正「出奇料理」曾静一案，下令将将审讯纪录，连同谕旨和官员上奏的奏折，编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借以澄清即位以来种种流言，并清理异议。
没想到雍正撰文辟谣，反引起天下人竞相窥视宫廷斗争。乾隆即位后，为求补救，遂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毁之列，从此《大义觉迷录》销声匿迹，只有少数或私藏民间，或流至东瀛。
从表面来看，本书说的是《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牵涉的皇帝的智慧与偏执，官员的精干与狡猾，文人的坚持与反复等，但史景迁的史学野心却绝不限于此。
史景迁在书中着重处理的还有华夷之辨问题，这一层意思，用史景迁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族裔自我认同的过程。
整部《大义迷觉录》，其重头戏都在于雍正和曾静之间针对「华」「夷」标准问题的辩论，而史景迁在本书中也非常敏锐地聚焦于两种异质文化在互动中的融合与冲突，并解析这起逆案背后包含的矛盾张力，这种张力既是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也是人与客观环境之间的。
正如史景迁在本书开篇另一句话所说：
「读史另有一个用处，就在于让吾人看到，人可以这般实际地应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
03.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如果说上两部作品，史景迁的选题焦点是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有皇帝，士大夫，知识分子。而在《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中，史景迁第一次把重点放在底层民众，有农民、劳役、小商贩、无品级的差人以及最基层的地方官员。叙述这一类群体，在中国传统史家笔下也极其少见。
《王氏之死》一书借助一位老百姓妇人王氏的故事，将所有读这本书的人，引向康熙年间的那个满目疮痍的郯城。
史景迁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王氏从琐碎的记载中挖掘出来的史学家。他把王氏形容为一颗石头，潮水褪去之时，在群石中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仍然不知道她（王氏）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就像许多县城跟郯城一样」。
要讲好历史上一位「无名者」的故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料问题。史景迁从1668年到1672年的地方文献中，提取出底层民众的生活脉络，辅以当时造成轰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他不是历史的直接观察者，史料本身才是。
史景迁借助《郯城县志》、郯城县官黄六鸿的《福惠全书》等材料，呈现出鲜明的乡村生活图像。
值得注意的是，史景迁在本书中还大量选取《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或直接引用，或转译诠释，或拼接片段，试图用那些看似怪力乱神的情节，来反应当时郯城人的真实生活和他们不为人识的内心世界。对于史景迁这样的做法，不少人颇有微词。
但事实上，情感问题才是造成王氏之死的终极动因。史景迁认为王氏故事中那些肉欲、安全感等情感类话题，在《聊斋志异》中反复出现，因而史景迁将《聊斋志异》视为蒲松龄「对当时时空的适当评注」，并将其引入王氏故事的叙述之中。
通过追溯、剖析王氏的情感，中国底层民众的模糊面目顿时清晰起来，借此读者仿佛可以径直走入十七世纪中国普通民众的苦难与梦幻之中。
借助一个简单个体的经历，三种基础的文献资料，史景迁剖析了清中叶中国普通民众的四层生存危机，由此重塑了一个古代乡村社会在国家大环境之下的生存图景。这种形态是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中国所有的古代乡村，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以往读者只能靠抽象的概念来理解乡村世界，其结果自然常常徘徊其外；但借助本书，读者实可走进历史人物的生活、情感及想象世界，这些少有人知的波澜诡谲，在在引人入胜。
可以说，史景迁突破陈规的研究视野、「以文论史」的著史风格，让他的历史作品变得可读性很强，这也让他成为一位「学术明星」。
对于读者，史景迁在接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华裔历史学教授卢汉超访谈中说：
「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那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
史景迁提供的方向，或许就是通过人物来看历史，从个人到群体，从个案到普遍现象，康熙、雍正年间中国社会延续至今的文化观、政治观和生存观不再只是纸片中的「礼义廉耻」和牌位上的「天地君亲」，历史在鲜活的人物命运之上，更加立体和具象，仿佛立于人前，触手可及。
了解康熙、雍正时期「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请从史景迁的「清史系列」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