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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扫地的人已经两三天没来了，她看看窗外，雪下得正大。
他们不知道她在这里，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来——她想着。
生活在她眼里逐渐失去了形象，变得透明，或者失明，她不爱这风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三小时前出生并在两秒前死去，那发自喉咙的哭腔好像在唱戏。她被囚禁在笼中，先是黑房子、白房子，然后是内心的毛玻璃。记忆中熟识的形象逐渐模糊、新来的形象老调重提。
未是十三岁时被一只烤红薯骗到山里的，在她所住的小县城里每个月都有孩子被拐走。于是街头巷尾就有了传说，落单的孩子会被灰胡子老怪叼走。而事实的荒谬实在不亚于此。未却总是形单影只，极度内向的她由于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到了初中还是没什么朋友。但她不知道，形单影只会让生活增加更多危机。这天放学后她仍然独自回家，在一个开着槐花的窄巷里，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阿姨。一个生锈的手推车上零星躺着几个焦皮红薯、几块剥掉的皮黏在地上，她眼巴巴地望着，却始终不敢上前问价。正要走开之际，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哥哥递过来一只红薯，温和地说：“小妹妹，哥哥请你吃这个，你能不能带我去安岭啊？”
未接过递到眼前的红薯，那温热的气息穿过焦烂的红薯皮，沁入她身体。她没有理由拒绝这突如其来的好意，甚至为此感到兴奋，寻思着——为什么有人肯信任她、让这个畏畏缩缩的人带路？安岭在偏僻的郊区，她带着那人拐了又拐，他一路上给她唱歌、讲笑话。那奇怪的亲切感使她几乎要忘记自己是在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讲话，忘记自己不过孤身一人。手里却始终端着那个红薯，直到它变冷、变硬。在走进最后的窄巷时，感到身后的脚步声突然变急，正欲回头去看，却被一个布袋套在头上，她在愈发局促的呼吸中昏了过去。冥冥中她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红薯，有着丰腴温热的甜香，但被皱巴巴的棕色皮贴在身上，一阵恶心，却不能动弹。
醒来时她感到自己昏昏沉沉，一个脸庞圆且白的女人正在用布擦拭她的身体。那人眼神中有一种骇人的呆滞，仿佛死鱼的眼白，旁边却布满血丝。她用近乎机械的动作擦拭着一个个身体，迟缓、缺乏力气，要不是那生硬的目光，机械的动作简直让人感到难得的舒服。在这个小黑房间长达半个月的蜷缩里，是这个叫冯嫂的女人每天来给她们更换餐食、擦拭身体，她对待她们从不厚此薄彼——不，她所对待的不是她们，而是一些毫无差别的身体，因而无需投付任何感情。被关在一处的都是女孩，一开始的哭声逐渐变成了无可奈何的絮语。一个星期后，她们开始讨论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甚或有人讨论如何逃离——可怕，说着说着就哭了。一些女孩后悔自己行事的轻率，一些开始想念家人或者幻想他们来解救。但未既不后悔、也无幻念，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实在要说有错，那便是由于羞涩而选择忍受孤独；若非如此，她就不会一个人回家、一个人穿过小巷子；若非如此，她就不会如此殷切地渴望外来的声音，并因为那个突如其来闯入的红薯而步入危途。但这究竟算是错吗，错的究竟是她的孤独，还是她的渴望，她不明白。但既然事已至此，她便选择接受，这份奇怪的安静甚至引发了同伴的反感，一不哭、二不语，何以表达你对世界加诸于身的不公的愤怒，这被视为一种愚昧或者懦弱。
或许也是因为不说话，她是倒数第二个被挑中的，最后一个是哑巴阿四。她和阿四一起被带到前厅，面对一个染了黄头发的老女人，那稀疏的黄发在她脑后盘成一个髻子。冯嫂把她们拉拽到老女人跟前，自己就退到一边，远远地看着。旁边一个中年男人瞅了她一眼，又顿时换了副笑的面孔，对黄发说道：“这俩孩子温温的、老实得很，这笔买卖你可真赚了。”
黄发女人说：“咋没声气，不会是哑的吧。我和你三哥那么好，你可别骗我。”
那个男的指着未说：“绝对不是，这孩子声音好听着呢。”他瞪着未喊道：“告诉阿姨，今天中午吃的什么？”
未不知哪里来的脾气，只是咬着嘴唇一言不发。那人看了说：“哎？今天怎么这怪相，讨打是不是？”说着飞起一脚踢在她膝盖上，未“哎哟”一声叫了出来，随声摔在地上。
“这不会说话吗？”男人说。
“哦，行吧，这丫头看着不老实，便宜点行不？”黄发人说。
那人犹豫了一会儿，看看阿四说，“要不你带这个，最老实的就是她，便宜100。”
黄发思索片刻，说：“算了，毕竟给我侄子讨媳妇，还是要个全套吧。”说完牵着阿四走出了黑房子。
外面的世界很好。春夏之际，花还没有全谢，一点熏香飘在风里，一瓣梅花正欲坠地。她懂的，她全都懂，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她，属于她的是刚才那个密不透风的黑房间。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却强行睁着，在一晃一晃的画面里跟随黄发女人走向一个前所未知的终点。
那人一边走一边说：“闺女，你不要怕。到了我们村儿你好日子就来了，只要好好干活、好好服侍我那侄子，包你有吃有喝，还能过正常日子。这不，啥日子都得过嘛？”她叹了一口气说。
“啥日子都得过”这句话十四年来一直浮在她心里。是这道理，为此她撑持着继续生活。其实一直以来她对这个世界要求得并不多呀！不过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生活罢了，她甚至不要求快乐，只想要一点点慰藉而已，想要那些她未曾得到过但觉得正常人应该得到的——一个房间、一个爱自己的人、一只完整的烤红薯。在经年累月的贫乏中，她甚至仅仅满足于活着。即便抱残守缺，仍然运转自如。自从被黄发带到小白房后，她一直跟一个瞎子生活在一起。瞎子平时给人做推拿，休息时基本也不在屋里。他知道她的事，对她总是淡淡的，除了必要的基本交流外，两个人从不多说一句。也许他们都一样，已经习惯于接受不公而选择以沉默作为回应，这漫长的日子本就无话可说。
但这一次错的是她。瞎子有个表弟，也就是黄发女的儿子，是县里中专的毕业生。凭着不错的长相在姑娘里很吃得开。他有段时间经常来弟弟家做客，不觉对这个在沉默中注视着他的女人产生了好奇。于是开始向她问东问西，话也渐渐多了起来。他跟她说自己在学校里的经历，说她和从前认识的女孩都不同；她总是默默听着，用笨拙的笑予以回应。唯有在这个时候，她感受到快乐这种不属于她的东西，它是如此遥远和脆弱。她无能为力，只能用漫长的静默来积淀他的讲述，用那些精彩的故事来填充她黑白相间的生活。
这天，黄发女人和他儿子一起到小白房做客。表弟凭借最近学到的法律知识，说白房子毕竟是丈夫留下的，妻子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可是他忘记了另一个事实，母亲在原来的丈夫死后便立刻改了嫁，一直是瞎子在照顾大伯。那张写明把房子分给侄子的遗嘱，瞎子是看不见的。母子俩一直把它攥在手里。表弟出钱请了公证人，让瞎子让出房子，他们倒也考虑分一间背光的屋子给两夫妻。两人在狭窄的空间里反而变得剑拔弩张起来。瞎子不喜欢她和弟弟说话，为此有时甚至把她关在屋里。弟弟确也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毕竟不过是一个笨嘴笨舌的女人而已。于是她的孤独更多了，她想往外走，却不知道向何处去。
就这样的生活也还要继续，就这样十四年，唯一的波澜是生儿育女，她不知道那些小生命以怎样的形态被种进她的身体，但他们不属于她，像是埋伏在肉里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肉体。孩子带来的唯一价值就是在那些日子里男人和女人们对她说话轻声些，让她做的事情少些。以便在孩子呱呱坠地后如数奉还。
窗外下着大雪，她的第三个孩子刚刚出生。她在哭声里辨别出的狰狞面孔大概就是生活的原型。不过她懒于思考，也不能再想，这个她从未要求过什么的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当时没有那只烤红薯，如果自己不因为内向而选择忍受孤独，生活会更好或者更坏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孩子不出生故事就会减省，诸种苦痛也无法再在新的个体身上施加一遍？
是这样吗，她把那个婴孩的尸骨埋进雪中。
